关于“读经”问题的思考——兼答王彬彬先生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偶尔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王彬彬先生的大作《我们是否配谈读经》(2004年9月8日)。如果只从文章标题上看,则王先生的意思可作两种理解。其一,因为我们目前对经术所知甚少,故不配谈读经,从而激励士人学子努力读经,果尔,则我完全赞同王先生的意思;其二,因为我们目前对经术所知甚少,故不配谈读经,从而干脆就不读经,若此,则是我所不敢苟同。从王先生的行文中推究其意,则似乎是后一种意思为王先生的本意,这就使我不得不费一些笔墨来加以辩驳了。

王先生的文章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不多,他大都引用傅斯年的《论学校读经》和胡适之的《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二文(皆刊载于《独立评论》第146号)中的观点加以佐证。因此,本文的辩驳不主要针对王先生的文章,而直接针对傅、胡二氏的文章了。

傅斯年在《论学校读经》一文中,他的反对读经,其理由可概之如下五点:

一、经术误国败政。“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的。”

二、经术仅装点门面。“当年的经学,大都是用作门面装点的,词章家猎其典诂,策论家壮其排场,作举业的人用作进身的敲门砖。念经念到迂腐不堪的虽然极多,而真正用经文‘正心诚意’的,可就少了!”

三、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经学。“汉朝的经学是汉期的哲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篇当谏书’,那里是春秋三百篇本文所有的事?汉朝的儒生自有其哲学,只拿五经比附出场面来而已。宋朝的经学是宋朝的哲学,自孙复石介以下每人都是先有其哲学,再以经文傅会之,岂特王安石一人而已。”

四、读经对儿童的教育无利。“儿童青年之就学,本为养成其国民的需要、谋生的资格,自然也应该把知识教育的力量发挥到最大无害的限度,以便成就其为有用之人。”

五、经术难懂。“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训练的人是深知‘多见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

胡适之的《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一文,只就傅斯年文中的第五点加以发挥敷衍,王先生在其文章中也只引用傅、胡二文中的这一论点以明其反对读经的理由,可以说是傅斯年部分的意思,仅由难懂不难懂而作为反对读经的理由,是傅氏五点理由中最不能成立的一点,而胡适之和王彬彬先生以此而特加发挥引证,可谓是以小失大。

傅斯年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他在语言方面的成就到底如何,笔者因专业所限,未加关注,故不敢置一词。但从他主张“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方法”(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来看,可知他走的是乾嘉学派的路,他欲由此而来解决思想史的问题,这对于重心性体悟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来说,可以说根本不能契入(他说宋儒从笃实的体验工夫而来的心性之学为臆说,即为明证)。例如,他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生”字比“性”字更早出现,而以“生”字之本义为“性”之本义,更进而取消先秦“性”字的独立性。“独立之性字,为先秦遗文所无;先秦遗文中,皆用生字为之”;“《孟子》书之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这些话,恐怕是一般的学者所不敢苟同的。就《孟子》来说,《尽心下》有:“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是把“生”之所以然和“性”之所以然分辨得清清楚楚,何可说“性”原本当作“生”字之理。笔者在此之所以不怕费笔墨篇章地说这些与论题关系不大的问题,只是想指出傅斯年学术思想的基底,而他以此基底列举上述五种理由来反对读经,可以说全然不能成立。今一一辩驳如下:

一、关于经术误国败政的问题。笔者首先指出,儒家的经典虽然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想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但儒家的政治构想,并不如同现在的政治规章制度,清清楚楚地给统治者提供政治运行的轨范,儒家的政治理想是维系于“修身”这个基点上,这是很高远的德化的政治,在现实中是很难贯彻下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惠王说孟子“迂阔于事”是对的。所以,儒家的真正成就不在政治,而在教化。政治的效能肇始于政府,教化的形成发之于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真能经术流行,形成修养自重的风气,则于国家于政治有百利而无一害,哪有误国败政之说。傅斯年以为,统治者一提倡经术,便能于政治机制中发生实际的效用,这是高估的中国实际的政治体制。在一个皇权至高无上的国度里,任何实际的政治主张,章典制度很难发生客观的效用,一切皆系于君王一念之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呼唤圣君贤相的无奈与悲情。因此,儒家的经术在实际的政治机制中很少甚至没有发生效应。如果真象傅斯年所说的发生了“误国败政”的效用,则暴秦焚书坑儒,应该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何以朝祚如此之短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经术虽然于政治的实际效能上很难有作用,但它通过教化而整合社会,振拔人心,不唯不会误国败政,而且还会兴国持政。所以儒家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通过社会自下而上的整合,而不是通过权力自上而下的宰制。

二、第二点以经术有时被儒生用来装点门面而反对读经,则更不能成立。虽然我承认傅斯年所说是事实,但应该说,世界上任何好的东西都有可能被别人用来作为欺世盗名之资,例如道德,人类历史上以此钩名沽誉者多矣,则我们是否可由此不谈道德乃至废弃道德呢?至于以学术之名济一己之私,此风在今天更有日炽之势,则我们是否可不谈学术甚至废弃学术呢?以经术来装点门面,可以说是人病而不是法病,此处是不容颠倒过来的。

三、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经学,这虽是事实,但从解释学的立场来看,这只是先秦经学的历史性生成,并不象傅斯年所说的那样只是“拿五经比附出场面来”,而相互割裂,无丝毫继生关系。谁能说没有先秦原始儒学会有两汉政治化儒学,宋明心性论儒学呢?正因为“经”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才显示出“经”的无限价值。所以伽达默尔认为,“经典”不只是一种风格或一个时期的描述词,它的价值不是一个现在已过去和失落的时代的价值,它远比某种时代概念或某种历史性的风格概念有更多的内容。因此阅读经典的过程,就是通过愈来愈更新的证明,允许某种真的东西存在于其中的历史性保存过程。这样,以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经学而来反对读经,是不能成立的。



四、五两点其实是一个问题,这与傅斯年的学术性格有关,他从乾嘉学派的立场出发,把“经”看作是一个纯文字训诂的问题,而看不到“经”在陶冶情操,塑造人格方面的功用,而训诂是很专业、很难懂的学问,这对于儿童当然不适合,于是干脆便不如教儿童学一点近代实用的科学知识。但笔者认为,“经”固然难懂,但它值不值得读并不能以此而衡定,因为值不值得读是一个价值问题。一个东西易懂,并不表明它有价值,一种东西难懂,并不表示它没有价值。难懂不难懂,问题都出在读者自身的学识和涵养上,并无损于“经”的价值,这亦是人病而不是法病。若因为“经”难懂就放弃,则对于人类来说难懂的问题很多,是不是都放弃呢?难懂,有时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因“经”难懂,傅斯年和胡适之在二十世纪30年代不主张读经,同样因为难懂,王彬彬先生在21世纪依然不主张读经,然则“经”在什么时候突然变得易懂从而可以开启读经的时代呢?这在没有形成读经风气的情况下,可谓是痴人说梦。若因“经”难懂而不主张读,则必然是愈不读便愈不懂。愈不懂便愈不读,如此恶性循环,必至“经”完全不能懂。若“经”成为中国知识人的封限,则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从哪里说起呢?再者,如果只有完全弄懂了一种东西才有资格去教授别人,则我还未听说过谁敢自诩他完全弄懂了他所从事的领域。人都是有限制的,只要不是成心行骗,适度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如果我们真心诚意地把我们所懂得的部分传授给儿童,则他在日后的进德修业过程中,未必不可以超过老师。我们都承认老学者的国学功底深,这大多得力于儿时的私塾读经,我有时有幸与这些学者谈及此事,他们也说当时根本不能懂,但现在回想起来,好处多多。

以上是对傅斯年文中提出的五个方面的辨驳,我现在再正面说出我的意见。我们说要读经,然则什么是“经”呢?经者,常也,即“经”具有常道的性格,所谓“常道”含有两层意思,即一,不变,当然是活的不变,而不是死的不变;二,普遍地适用于每一个人。这样看来,“经”不是一套学说,一套理论,或某某主义,它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线,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象“家常便饭”,故中国的经术虽然文字上很难懂,但义理上却并不高深,每个人都可以明白,并且你也很难拿得出反对的理由。任何学说、理论、主义人们都可以赞成或反对,甚至没有特别的原因,也可以不去关注或阅读。例如康德的三大批判虽然把知识、道德、美三者说得声光四溢,但如果你不是一个哲学工作者,你完全可以不去阅读它。但“经”是例外的,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有作为文化基线的经,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圣经》,你不能说《圣经》同康德的批判哲学一样是一种理论系统。“经”是成就人文教养的基本教材,而人文教养是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素质,依此而论,则读经不是要去成就一门学问,而是培养一种高尚的人格,故人人应该读经,在这种地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作为文化基线的经典,并非一般的理论家的著作,你没有读这些经典,并不表示你只不过少读几本书而无足轻重,而是表示你缺乏本民族的基本文化修养。这对于人这种文化的存在者来说,当然关系甚大。

傅斯年沉陷在乾嘉学派文字训诂的机括中,对儒家经术的人文教养之功效缺乏应有的体悟,而以难懂易懂作为“经”是否有普遍价值的标准。而王先生引用傅氏的观点以为其反对读经的理由,就我的肤浅之见,恐怕难以成立。当然,傅斯年当年把经仅理解为《诗》、《书》等五经,这太狭隘了,今天所讲的读经,当不是这种范围,文、史、哲的重要经典都可包括在内,如《文心雕龙》,《史记》,《庄子》等。

以上所写,不成义理,但我真诚地把我所想的写出来,是因为现在的世风太浮虚了,不但肤浅的大众文化,把民众特别是儿童一个个培养成了快乐的消费奴隶,而且弄学术的人也时常失去理想的方向。至于由此而可能使从未谋面的王彬彬先生不悦,则非某之本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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