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九品中正制是曹魏始创的选官制度。三国时期，建立于江左的东吴政权也曾仿效魏制，将九品中正制移植于江南。依据史传，在孙权称帝前后的黄武（222－229年）至嘉禾年问（232－238年），东吴的中正组织已初步建立，并分为州、郡两级。其异于曹魏者，唯“州都”一职最初称为“大公平”，后来也改称大中正。据《三国志·吴书·潘濬传》注引《襄阳记》： 襄阳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濬子）秘过辞于温，问曰：先君昔曰君侯当为州里议主，今果如其言，不审州里谁当复相代者？“温曰：无过于君也。”后秘为尚书仆射，代温为公平，甚得州里之誉。按《吴书·潘濬传》，濬卒于赤乌二年（239年）。如果他在世时预言习温“当为州里议主”，即荆州大公平，那么，东吴设置大公平的时间必在赤乌以前，亦即在孙权嘉禾年间。此外，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记述其父葛悌仕吴曾任丹杨郡中正，及吴亡仕晋，又任扬州大中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吴九真太守谷朗碑》载谷朗于孙休永安年间（258－264年）任桂阳郡中正，及孙皓元兴至宝鼎年间（264－268年），又为荆州大中正。这表明东吴的中正制度确实是仿效魏制，且其制肇始于孙权，历孙亮、孙休、孙皓相沿不废，与东吴王朝相始终。［3］
可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即由于史籍对东吴九品中正制记载甚简，因而一些前辈学者在肯定东吴实行中正（公平）制度的同时，又提出“孙吴是否也分九品，不明”。［4］（P52）即对东吴是否采用九品论人之制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实事上，东吴在推行中正制度的同时，也必然要采取九品论人之制，其理由有三：
首先，曹魏创立的九品中正制，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由州郡中正铨叙人物，评定九品，并以此作为吏部选拔官吏的依据。《通典》卷一四《选举二》云：“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是以吏部不能审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由此可见，九品中正制将人物优劣区分为九品，既有别于两汉以来的察举征辟制度，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取士制度，最能体现出这一制度的独具特色和时代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讲，九品中正制的创立，固然是对两汉以来乡举里选旧制的继承与发展，但同时也是对传统选官制度的一大创革。东吴既然仿效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并在江南各地设置州郡中正，那么依理推论，东吴中正的职责自当一如魏制。否则，东吴如果仅仅设置州郡中正，而不职掌评定九品，差次人才，则不仅与其仿效魏制的初衷相悖，而且于情于理均难通释。因此，东吴在建立中正制度的同时，也必然会采取九品论人之法，并以此作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依据，应无疑义。
其次，东吴中正职掌区别人物，铨定九品，虽然史料不多，但也并非全然无征。如前引潘濬将荆州大公平称为“州里议主”，说明大公平的职责就是主持乡里清议，区别州郡人物。又谷朗先后担任桂阳郡中正、荆州大中正，碑文称其“平衡清恪，彝伦攸叙”，也是称赞他能够公平地品评人物、选拔人才之意。另外，据《通典》卷三二《职官一四》“中正”条云：“魏司空陈群以天台选用不尽人才，择州之才优有昭鉴者除为中正，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州郡皆置。吴有大公平，亦其任也。”这里既说曹魏中正的职责是“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其下复云“吴有大公平，亦其任也”，可见东吴所置大公平及其州郡中正，其职责也是“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即与魏制相同。 其三，东吴中正职掌区别人物，铨定九品，还有一事可资证明。据《三国志·吴书·朱治传》注引《吴书》：
（治子）才字君业，为人精敏，善骑射，（孙）权爱异之，常待从游戏。少以父任为武卫校尉，领兵随从征伐，屡有功捷。本郡议者以才少处荣贵，未留意于乡党，才乃叹曰：“我初为将，谓跨马蹈敌，当身履锋，足以扬名，不知乡党复追迹其举措乎！”于是更折节为恭，留意于宾客，轻财尚义，施不望报，又学兵法，名声始闻于远近。
按朱治丹杨故鄣人，曾随从孙坚、孙策、孙权征讨刘繇，佐定东南，功勋卓著，黄武元年（222年）封毗陵侯，次年徙封故障，黄武三年（224年）卒。本传称：“子才，素为校尉领兵，既嗣父爵，迁偏将军。”则朱才为校尉领兵及“乡党追迹其举措”之事，约发生在黄武初年至三年问，且与孙吴将九品中正制移植于江南的时间大体吻合。值得注意是，《吴书》所谓“本郡议者”，并非是泛指乡党舆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是指本郡中正即丹杨郡中正而言，这与前揭潘濬将荆州大公平称为“州里议主”，其意略同。然则，何以朱才已出仕为官，并“屡有功捷”，而“乡党复追迹其举措乎”？其中道理，实与东吴中正主持乡里清议，并负责铨定乡邑士人的品第有关。一般说来，在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后，凡未仕之人皆须先接受中正品评，获得一定的品第，以便取得入仕为官的资格。而对已仕之人而言，由于他们在出仕之前已经获得了中正品第，故乡党舆论的追踪考察多是例行公事，除个别人因“言行修著”或“道义亏阙”［5］其品第偶有升降外，多数人的品第仍会维持原状，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但是在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情况则较复杂。一方面，一些人在制度创立之前即已仕进为官，因而他们并没有获得中正品第，而为了仕途发展计，他们又必须取得中正品第，以便作为日后吏部铨选和官职升迁的依据。另一方面，作为补救措施，州郡中正也有责任根据乡党舆论的意见，对已经出仕为官者予以重新考察，并给予他们一定的品第，以便与现行选官制度相符。但问题是，对于那些自幼生活于乡闾，且其道德品行为乡党所熟悉者来说，由中正考察乡论并为之定品，自然是件轻而易举之事。可是对于像朱才这样的勋臣子弟而言，由于他们自幼交游于贵戚间，不与乡里相沉浮，其道德品行不为乡闾所知悉，故而中正也无从考察乡闾舆论的意见，并据以为之定品。所以，业已仕进为官的朱才在被“乡党追迹其举措”之后，“更折节为恭，留意于宾客，轻才尚义，施不望报”，正是为了博取乡党舆论的好评。而所以如此，还是由于中正定品必须访询乡闾意见的缘故。类似的情况在曹魏初年也同样存在（注：据《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云：“（吴）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按吴质兖州济阴人，建安十九年初仕朝歌长，后为元城令。因其自幼不与乡党相交结，故自九品中正制创立直至魏明帝太和年间，犹“不为本郡所饶”，一直没有得到中正品第。这是曹魏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一些业已仕进为官者仍需经过乡间评议，方能获得中正品第的例证。），不独东吴为然。这表明在东吴推行九品中正制之初，一些已经仕进为官的人仍然面临着重新接受中正定品的问题，而且是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