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得多，但法律、政治障碍重重。这也正说明了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之高（Milgrom andRobert，第298页），使得科斯定理的第一类解释如隔靴抓瘠。

    有心的读者也许会问，上述「无过失离婚」的低交易成本和飞机上吸烟以及加洲用水的高交易成本，都无非是举例。你怎知道後者是多数情况，前者是少数情况?

    答案在於，经济学的一些最新进展,证明後者是多数情况。这也与我们日常经验相符。下面是三个新的理论结果：

    (1) 不完全信息的博弈论证明，当谈判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时，谈判结果一般地不是帕累托最优（见Farrell．第115页）

    (2)合作博弈论证明，当谈判多於三方时，即使在完全信息下，也常常出现"空核"(empty core）解，即协议结果不是有效率的（见崔之元，1988）

    (3)比罗（John Bigelow）证明，当有两种以上的外部性同时存在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私下交易一般地不能达成有效率的协议（见Bigelow，1993)

    除非我们认为「交易成本为零」中的「交易成本」包罗万象（从而使「科斯定理」变成「同义反覆」），上述三个理论结果说明对「科斯定理」的第一类解释不能视为对现实的合理近似。

    四、结语

    本文说明，「科斯定理」只有在同义反覆的第一类解释上，才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性」，很难被视为真知灼见，连科斯本人也不认为第一类解释是他的本意。

    被科斯认为是他本意的第二类解释，即「交易成本不为零时，财产权、法律等制度安排影响最终资源配置结果」，自然是正确的。但这一「正确性」也很难被认为是新发现。如迪斯巴所指出，并实上，高斯的批判对象庇古（Pigou），早有同样的看法（Allan Deserpa，1993）。我们更不用说，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家，早已发现「生产关系」和其他制度安排对最终资源配置结果的影响。

    那麽，为何这种并非真知灼见的「科斯定理」在国际和国内影响这麽大呢？这就超出了本文探讨的范围，相信读者自能找出其复杂的社会、思想原因。 

  
    参考书目

    崔之元，《博弈论与社会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Ronald Coase，1988a：“the Nature of the Firm：Origin，Meaningand Influence”，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Vol4，No.1

    Ronald Coase，1988b：The Firm，The Market and the Law,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seph Farrell，1987：“Information and the CoaseTheorem”，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Vo1．1，No，2。

    Allan Deserpa，1993：“Pigou and Coase in Retrospect”，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7。No。3

    Ronald Coase，1992："The lnstitute Structure ofProduction”， Amreican Economic Review，Vo1．82，No，4。

    Richard Posner，1993：“Nobel Laureate：Ronald Coase andMethodology” ，Journal“Economic Perspective，Vo1.7,No。4。

    John Bigelow，1993：“Inducing Efficiency：Externalities，Missing Markets，and the Coase Theorem”，International EconomicReview ,VO1．34。 N0。2。

    Paul Milgrom and John Roberts，1992：Economics，Organizationand Management，Prentice-Hall，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