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三期刊登的卢兴基同志的《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以下简称《论》），是一篇颇具新意，有不少独到见解的好文章，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论》从一个大多数人视而不见的角度, 重新强调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 《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是16世纪中叶我国封建社会末世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新兴商人, 《金瓶梅》通过这个新兴商人及其家庭的兴衰, 他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私生活, 以及他如何暴发致富,又是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真实反映了明中叶封建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这一历史因变中的中国社会, 描绘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商人资本如何积聚的生动过程。《金瓶梅》以西门庆和他的家庭为中心, 展现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在这幅图景中, 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社会的经济、社会生活,以及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情况。毫无疑问,这一论点的重新提起, 将会对今后的《金瓶梅》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论证论点的过程中, 《论》提出了不少有份量的见解：

１. “它（《金瓶梅》）以大胆的描写冲击着封建礼教和理学思想的统治, 表现着一种完全崭新的伦理观和价值观。”

２. “评价这个西门庆，我们千万不要和《水浒传》里的那个西门庆混同起来。《金瓶梅》的作者无非是借用了《水浒传》里的西门庆故事, 作为首尾的情节框架, 它的主要部分, 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故事, 包含着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蕴, 并且是从16世纪中叶明朝社会政治、经济和市民生活为背景的。”此观点大异于“《金瓶梅》与《水浒传》血缘关系更近, 可谓近亲繁殖”之说, 有理, 能够成立。

３. “它(《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也正是在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父祖。他没有发育成形, 并且仍然带着他生存的那个封建母胎的不纯性。可他那不可一世的勃勃雄心, 已表现出那种意图获得整个世界的野心和进取精神。同时, 在他的贪婪, 他对金钱、权势以致女性的占有欲的恶性基因中, 混含着封建遗传的混血成份。这是一个在我国的封建末世出现的人物典型, 具有巨大的历史破坏性。如果中国的历史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向正常运转, 他们就将是二千年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４．“作品（《金瓶梅》）并未把人物一味丑化和简单化。有的同志批评《金瓶梅》赞扬、美化了西门庆，就是因为在论者的思想中早已存在西门庆属于没落、腐朽的封建阶级或流氓、应该浑身皆黑的观点之故，但却是误会……《金瓶梅》写西门庆的种种行为，并非单纯以暴露其恶行为目的,在作者似乎是为了塑造一个形象的完整性，并不是在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把他的性格分为善和恶的两部分。”

５．“在《金瓶梅》里，我们看到，西门庆权势所到的地方，一切封建的尊卑等级的严固秩序被破坏殆尽，代之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金令司天，钱神卓地’，金钱象魔鬼一样成为这个社会左右乾坤的力量。……封建制度下的道貌岸然，一切被‘温情脉脉的纱幕’所掩盖的欲念和伪善，统统被这个混世魔王（西门庆）打得落花流水而现出原形。”

６．“鲁迅先生不同意这种‘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的说法，认为《金瓶梅》有不可以忽视的价值，并说这是一种‘时尚’，是颇有见地的。但鲁迅先生归结为不过是统治者宠信道士，迷恋房中术有关，是‘颓风波及士流’的结果。看西门庆服食胡僧药等种种表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公开的、不以为羞耻的房帏秘事的描写，和人们对于金钱、权势的赤裸裸追求一样，不能不与当时许多观念的变化有关。”

７．“……《金瓶梅》里面描写的游宴无度，笙歌作乐，山珍海味的食物，逐日变化的衣着的描写，……都是当时讲求挥霍奢靡的市民生活的反映。”

８．“……一切的探讨，仍有赖于作品本身价值的确定。”

另外，重新强调“文学作品的研究，离不开对时代社会的了解”，这在把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或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研究都归之为传统社会学方法并视为陈旧方法的今天，是不无意义的。

《论》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不是因为限于篇幅没有论述透彻而让读者产生错觉? 但读者只能根据见刊的文字去体会理解，无法凭空揣测作者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所以，下面所谈粗浅看法，只是对见刊文字的理解，不妥之处在所难免。

１．《论》说，《金瓶梅》“突破了过去长篇小说中以历史和神怪为题材的传统，第一次以城市市民生活为题材，以真实的描写，把我国社会的这一深刻变动展现出来，它以大胆的描写冲击着封建礼教和理学思想的统治，表现着一种完全崭新的伦理观和价值观。”

这里的“深刻变动”，按《论》的意思是指封建体系逐步崩溃，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历史性社会变动。这种变动，就史实而言是存在的，因为这种变动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一些与封建盛世大异甚至完全不同的东西，也是不容否认的。在《金瓶梅》中，也确实将不少的与封建盛世不同的东西反映了出来。但是，《金瓶梅》却并没有反映这种变化的过程，并没有描绘由怎样到怎样，而只是反映了这种变化的某些结果，今后将会怎样继续变化，在《金瓶梅》中基本上看不出来。因此，在这里提“把我国社会的这一深刻变动展现出来”似觉不妥。

事实上，在《论》的其他地方还有“《金瓶梅》描绘的，就是处在这种历史因变中的中国社会”的提法，这种提法似觉妥当得多。这两种提法看起来差不多，没有大区别，实际上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后者指的是反映处在那种历史因变中的社会现状，而前者却是指展现正在变动的变动过程。

２．《论》说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注意到作品（指《金瓶梅》）‘所集中描写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侈靡的生活’，它‘以批判的方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但是他接着又说，作品‘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这一判断是自相矛盾的。”《论》紧接着说：“在时代背景上，吴晗注意到了书中写的是‘市井社会’和‘新型的商人阶级’，后来的人们却发展了吴晗意见中的另一面，进一步断定《金瓶梅》的主题是暴露封建阶级的丑恶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它‘通过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及其罪恶生活的历史, 深入地暴露了明代中叶以来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事实上, 作品虽然写了西门庆勾结官府, 但却没有涉及农村和封建的土地剥削, 这位‘富商’能否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表, 是很成问题的。在《金瓶梅》的研究史上,曾经有一种‘苦孝说’, 现在怕已无人赞同了, 但这个‘暴露封建黑暗’说, 却一直是一种占有压倒优势的意见。今天看来, 值得重新考虑。”

在这一段论述中, 有几个问题需要商榷。

首先, 是吴晗的判断是否自相矛盾? 在《金瓶梅》中, 一方面描写了西门庆━━即所谓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的丑恶生活, 同时, 另一方面又通过西门庆的广泛的社会联系描写了封建阶级的腐朽、没落和丑恶面貌, 而且这方面的描写远比描写西门庆广泛、深刻━━尽管描写西门庆的笔墨用的多些。因此，吴晗的判断非但不自相矛盾,而且还是很周到，很有说服力的。在距今50多年的1934年，吴晗就能如此全面周到地论述《金瓶梅》，以致至今并无多少人超出他论述的范围，是难得的。事实上，《论》的主旨内容仍然没有超出吴晗论述的范围，而只是发挥了吴晗意见的一个方面。

吴晗的论断到底矛盾不矛盾? 《论》虽然在第一节中作出了明确结论，只承认“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不承认“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但后面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混淆的，矛盾的。比如，“西门庆的货物能靠行贿逃税的办法畅通无阻,也反映了封建政权的腐败”；在第四节中，《论》在论述了16世纪中国从经济结构、生活方式到精神面貌的一系列变化以及封建政治的腐败之后说, “可以看出, 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即将到来。”

《论》之所以反对“暴露封建黑暗”说, 其关键在于《论》只注意到《金瓶梅》描写西门庆━━新兴的商人━━及其家庭的兴衰和西门庆的私生活, 忽略了西门庆的广泛的社会网络,恰恰西门庆的广泛的社会联系就是“暴露封建黑暗”说赖以成立的关键,也是《金瓶梅》的最主要的意旨。其实，《论》并非没有看到西门庆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如“《金瓶梅》到底写了一些什么呢? 原来他给我们写了一个新兴商人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他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私生活，他是如何暴发致富，又是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便是证明。只是《论》突出《金瓶梅》“表现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动”，以突出其崭新意义的心太切而忽略了这一事实的深刻意蕴。

一部文学作品,从创作意图到社会效果,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金瓶梅》是一部意蕴丰富，具有多方面多层次审美价值的作品，如果我们只从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层次去理解，尽管目的是突出其崭新意义以突出其价值，结果却是适得其反的，反而贬低了它应有的价值。
其次，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是西门庆能否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表。《论》否认西门庆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其理由是西门庆没有涉及农村和封建的土地剥削。仅仅这点理由是不足以服人的。西门庆尽管没有涉及农村和封建的土地剥削，但他却是一个封建官吏，而且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广泛而深刻、紧密的联系，他的行为尽管具有新兴商人的不少特征，但也不可否认同时具有的封建阶级的特性。尽管“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说的论据迄今还无人专文透彻论述过，但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如果说西门庆利用公堂假公济私、为非作歹，不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而判定西门庆不能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表，也是说不通的。在皇帝昏庸、政治黑暗的时代，有几个封建官吏是在为了巩固封建统治? 真正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官吏，就是值得称颂的清官了，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出过几个清官?

第三，是“暴露封建黑暗”说与“苦孝说”的关系。《论》以“现在怕已无人赞同了”的“苦孝说”同“暴露封建黑暗”说相比较，言下之意是“暴露封建黑暗”说也将同“苦孝说”一样，慢慢地也会无人赞同。这种比喻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错误，这是两件有着本质区别的事，“苦孝说”来源于无根无据的推测，而且所推测的事件与史实不符；“暴露封建黑暗”说却是建立在《金瓶梅》作品本身内容上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推测来的。“暴露封建黑暗”说是很难象“苦孝说”那样被否定的。



３．《论》说“‘荣华富贵不能常守’,这是商业社会‘起落无常’的规律”,“在《金瓶梅》里，没有以前许多小说几乎都有的君明臣良，父慈子孝的说教，商业社会的一切，就是人们行为的准则。这部作品的审美价值就在这里。”

这里有三个问题。其一是我国明中页是否已经成为商业社会?尽管已出现资本主义萌牙，但是否称得上商业社会，还需斟酎。其二是“商业社会的一切，就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全部以商业社会的一切作为他们的行为准则? 一点封建观念都没有了? 要真是那样的话，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萌牙的问题了，而是历时已久的正规资本主义社会了。“钱能通神”确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封建社会有没有这种现象? 这种提法似乎有些操之过急，或者是有些绝对化。其三是“荣华富贵不能常守”与“起落无常”，是不是只有商业社会才具有这种规律。事实上，我国封建社会“荣华富贵不能常守”远比商业社会为甚，这在不少史籍和古典文学作品中都是有表述的。这里这样提，就只限于商业社会而排斥了其他社会形式也有存在的可能，其结果是与史实相违。

４．西门庆与李智、黄四是一起做生意还是放高利贷? 《论》纠正了朱星认为是放高利贷的误解，却又弄出了一个新的误解。

为说明问题方便，这里先转引出《论》所引的《金瓶梅》原文：

“原来应伯爵来说：‘揽头李智、黄四，派了年例三万香蜡等料，钱粮下

来该一万两银子，也有很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东平府见关银子……’

伯爵道：‘哥若不做，教他另搭别人，在你。借两千两银子与他，每月五

分行利，教他关了银子还你……’（第38回)。”

《论》在摘引了这段话以后，接着分析了这是做生意，不是放高利贷，这些分析是入情合理的。但接着说“‘每月五分行利’，说明获利甚高”，这就值得斟酎了。《金瓶梅》描写，李智、黄四揽下这笔香蜡生意后，因本钱不够而去送礼托付应伯爵，要伯爵说服西门庆合伙做这笔生意，如不能说服就借钱。应伯爵收受了李、黄的礼物，极力说服西门庆，在西门庆表示不大乐意合伙做这笔生意的情况下，提出借钱给李、黄，借贷利息每月五分。这里的“每月行利五分”指的是李、黄给西门庆付出借贷利息，不是生意获利。这就从上面引文也能看出。《论》所说“‘每月行利五分’，说明获利甚高，”明显地是指生意获利。所以说,《论》纠正了一个误解，又弄出了一个新的误解。一般来说，做生意是以经营额定息的，很少有以时定息的，除非是能够以时计量经营额的生意。而《金瓶梅》所说香蜡生意，是很难以时计量的，何况《金瓶梅》明白说了“三万香蜡等料”，充分说明是以生意量定利的，而不是计时定利。

５．《论》开篇第一句话是“《金瓶梅》问世已约四百年，名气之大，在我国几已家喻户晓。”《金瓶梅》的知名度,在我国根本谈不上什么家喻户晓，尽管有“几已”二字修饰，但仍不符实。1976年以前,很多人,甚至有的非文科大学生都不知道《金瓶梅》。《金瓶梅》的影响,只是近几年因公开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才使一部份人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因没读到，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离家喻户晓尚远。这里《论》这样提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只不过作为学术论文来说，有点欠谨严而已。

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无法了解更多的材料，认识可能很偏颇，只是记录自己的读书体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