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明清时期在商界占据鳌头的商帮，徽商的故乡--徽州则是中国正统因而被广泛地推向社会，并使其经济伦理变成规范人们的自觉行动。

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士农工商”本已形成传统的职业构成的顺序，此时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贾、儒迭相为用(29)，意味着“商”已置于“农工”之上而与“士”并列。这一“新四民观”和“以营商为第一生业”的习俗，是该地区的特定环境，以及明代新儒影响下的文化因素等合力作用下出现的。


二、 儒家的传统文化与徽人贾道


黄巢起义期间及其之前移住徽州的中原大族，多宗奉儒学。宋代确立科举制度之后，凭其家学渊源而取得科举仕宦成功者甚多。正如宋人罗愿所指出，“宋兴则名臣辈出”(30)。明清时期，“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31)。“先贤名儒比肩接踵”，“虽僻村陋室，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不胜指也”(32)，有“东南邹鲁”(33)之称。在氤氲儒学的氛围中出现的徽商，自当与儒学有难解之缘。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徽州文献上“贾而好儒”、“贾服儒行”、“儒术饰贾”等贾儒结合的记载了。徽商或从儒而趋商，或商而兼儒，或弃儒从商而后又归儒。一般而言，徽商集团的文化水准是比较高的。他们有可能把儒学的优秀文化传统，运用到商业活动中来。

王守仁说：“四民异业而同道”。道，即天理。徽商是以建立功名，显宗耀祖为目标的。立功、积德，就能通天理。他们不同于西方清教商人，以在俗世间永无止境地赚钱，不断地创造业绩视为上帝的恩宠，视为一种天职，即所谓“天职观”；但徽商的确有不少人表现出一种超越精神，就是说，相信按照新儒的立教去修养，就可建立名德与功业，就可通天理，是一种内在超越的文化型态(34)。

天理是明儒的最高理念，徽商“蹈道守礼”，旨在求得符合天理。歙商鲍士臣兴贩四方，以义制利，对人乐善好施，对己以勤俭自处，尝曰：“傥来之物，侈用之是谓暴天，吝用之亦为违天，惟其当而已矣。”(35)“歙县商人胡山，经常“耳提面命其子孙曰：‘吾有生以来惟膺天理二字，五常万善莫不由之。’……因名其堂曰：‘居理’”(36)。歙人黄玄赐行商于齐鲁间，“伏膺儒术，克慎言动”，也是按儒家圣人立教去修养。他对朝廷慨然捐输，对族党邻里不啬施舍(37)，都是为了立功、积德，亦即为了通向天理。

既服膺天理，就得不断作“诛心贼”的修养，培植敬业、自重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是宗奉勤、俭，以及诚、信、义的传统信条。这些信条可以克制人的自然性的欲望，使人回到理性的状态中来。因此，其成为发展其商业的要诀。

徽商在把勤与俭，以及诚、信、义等儒家优秀文化传统，落到实处过程中建立起有自己特点的贾道和营运的型式。

勤与俭，是儒家传统文化中最古老的训戒。安贫乐道、内圣外王、入世拯救，是儒家传统的精神。韦伯的新教伦理概括为勤、俭两大要目，也正是以此为特征的新教伦理成为启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因素。作为移民社会的徽州，经历着中原正统文化与越人文化相互激荡与相互融合的过程，因而社会充满活力。他们以勤俭著称，勤与俭成为他们日常宗奉的信条并竭诚实践。勤，促使他们极尽人事之运用，富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俭，使他们善于积财。他们把勤、俭载于家法、族规，用以规范族众。例如：

《武口王氏统宗世谱》的〈宗规〉中写道：

“天下之事，莫不以勤而兴，以怠而废。”

《休宁宣仁王氏族谱》的〈宗规〉中记载：

“士农工商，所业虽别，是皆本职。惰则职惰，勤则职修。”
《华阳邵氏宗谱》的〈家规〉中有载：

“财者难聚而易散……吾宗子弟当崇俭。”

勤、俭还被写入明代出现的商业专书之中，以供商人时时自省。例如：《又附警世歌》中写道：

“不勤不得，不俭不丰”；“俭约可培，浪侈难植”(38)。

前句意为勤俭乃积财之本，后句是说俭、侈可作为其人是否堪加造就、培植的依据。勤、俭在当地蔚然成风，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

“家居也，为俭啬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唯稠粥。客至
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女人犹称能俭，居乡者数月不占鱼肉，日
挫针治缝纫绽”(39)。

在《悲商歌》中对商人勤劳困苦的情状描述道：

“四海为家任去留，也无春夏也无秋”。“四业唯商最苦辛，半生饥饱几
曾经；荒郊石枕常为寝，背负风霜拨雪行”。“万斛舟乘势撼山，江愁风浪浅
愁滩”(40)。

有的将“筋力纤啬”的勤俭行状，“勒石堂右”(41),以惊醒后人。有的以勤俭为座右铭，提出“唯勤唯俭，是勉是师”(42)。他们坚信：勤与俭是致富之道。顾炎武在《肇域志》中也说：“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甲天下”(43)。所以，有的徽商至富之后，依然以勤俭自律，即“居安逸而志在辛勤，处盈余而身甘淡泊”(44)。

诚然，在《扬州画舫录》等文献中，的确有关于徽州富商大贾花天酒地，极端奢侈的描写，但这种奢侈之举，往往是为实现其某一特定目标的一种手段。例如，有的大盐商，“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座尽欢”(45)。“尽欢”者，当是盐商为某种原因而巴结的对象。康熙《徽州府志》讲得更清楚：“当其（指徽州富商）出也，治装一月，三十里之外即设形容，炫新服，饰冠剑，连车骑。若是者，将以媒贷高赀，甚至契领官货”(46)。由此可见，其奢侈之举，是出自为攀附权贵，或抬高身份以取信于人的公关目的。应当指出，采取这种攻关手段者，已经陷入“以利为利”，其宗奉的“以义制利”信条相悖离。徽商作为一个群体，其理念不可能纯正，其行为也不可能一致。我们对之评判，只能只以其主要面为依据。

大凡取得事业成功的徽商几乎都以“诚”为本。歙商许宪说：“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他因诚而享誉商界，“出入江淮间，而资益积”(47)。黟商胡荣命经商于江西吴城50年，以信誉自重，童叟不欺。晚年告老还乡，有人“以重金赁其肆名”，被他拒绝。他说：“彼果诚实，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实，终必累吾名也”(48)。罢商之后依然以其招牌声誉自重。歙县商人江长遂，“业鹾宛陵，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此致资累万”(49)。

守信用，重然诺，是徽人商德的核心。社会经济活动是由组织群体，而非个人所完成。信用直接影响群体组织的凝聚力，以及影响社会交往能力的发挥，并由此而影响经济活动的效果。经济的繁荣总是与信用度高的群体相联系，总是在信用度高的地区出现。所以，信用成为社会品德的主要成分。徽商因具有强劲的凝聚力而结成商帮并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而且在商业上取得辉煌成就，显然与其恪守信用有关。他们往往宁可损失货财，也要保住信誉。婺源洪胜，平生“重然诺，有季布风，商旅中往往藉一言以当质券。”洪辑五“轻货财，重然诺，义所当为，毅然为之”。因此受人敬重，推为群商领袖(50)。歙商江氏，以信用为商人立命之基。世代守之不怠。传至承封公，“惧祖德湮没不传，倩名流作《信录》，令以传世”(51)。

徽商不是不言利，而是遵儒家传统，“利以义制”。这是对商人一种软的制约。西方制度学派认为因之而压抑了商人法制的出现，并致使缺乏对商人以法律的硬的约束。从西方人的眼光看来，不无道理。但是，利以义制，是不能从儒家的道德中割裂出来的，它是同诚、信、仁等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起合力作用。事实说明，大凡以重义轻利，非义之财不取为标榜者，都往往取得商业的成功。清代歙人凌晋从商以仁义为本，交易中有黠贩蒙混以多取之，不作屑屑计较；有误于少与他人的，一经发觉则如数以偿。结果他的生计却蒸蒸“益增”(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