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小说树起了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他的杂文犹如匕首、投枪，往往致强敌以死命。相对来说，对于他的近体诗的研究却尚欠深入。其实，鲁迅是主张用诗歌来唤起国人争天拒俗的，并且身体力行，因此，他的近体诗同他的小说和杂文一样，反映现实，撼动人心，具有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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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鲁迅更认为诗能“撄人心”，而且“不与缄口同绝”(见《摩罗诗力说》)。在光辉而坎坷的一生中，鲁迅精心创作了《诗经》国风体诗、楚辞体诗、近体诗(鲁迅称为旧体诗)、新诗、民歌体诗等共79首，其中近体诗就有59首，占他全部诗作的74.7%。所谓近体诗，是唐人指与唐以前古诗相对而言的唐代律诗和绝句。鲁迅擅长写近体诗，在他的这些近体诗中，诗人亮出了一颗  炎黄赤子之心，忧国忧民的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他的诗集，感人至深。这种闪光的思想无疑具有团结国人，振兴中华的巨大作用。
　　首先，诗人强烈地抒发了爱国情愫。青年时代的鲁迅在出国前做的诗里，如《别诸弟》等篇，还只是写离愁别恨。他到日本留学接触了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以后，树立了推翻满清王朝，拯救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整个心灵就被爱国的感情占有了。
　　试读《自题小像》这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塞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诗写于1903年，诗人在诗中不仅描绘了祖国风雨飘摇的黑暗情景，诉说了同胞尚未觉悟的寂寞之感，而且直抒献身祖国的怀抱。“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诗人毕生实践的一句誓言，也是当时如秋瑾、陈天华、王金发等留日爱国青年的共同心愿。
　　再读《偶成》：“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百物腾贵，弄笔者或杀或囚，书店多被封闭，文界孑遗，有稿亦无卖处，于生活遂大生影响”1931年4月15日《致李秉中》)。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诗人的住处在火线上，只好避居英租界内山书店，到3月19日才搬回去。诗人于3月31日为沈松泉写了这首诗。诗中表达了诗人“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的感情。这种爱国感情跟屈原对祖国的忠贞是一致的。
　　其次，诗人明显地流露了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无限向往。诗人留学日本，弃医从文，荷戟奋战，积毁销骨，都是为了救国。诗人辛苦辗转，上下求索，都是为了寻找一条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当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诗人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情不自禁地唱出了动人的赞歌。
　　请看《湘灵歌》：“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这首诗是1931年3月5日写的。当时，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湘赣边区工农民主革命政权进一步巩固发展。这首诗的前面四句正面描写革命根据地的美好景象，并用神话来写革命根据地的新奇可爱，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喜悦之情。“胭脂痕”、“彤云”写的就是万杆红旗映入水中的美景。传说中的湘灵是忧伤的，可是现在的湘灵高高兴兴地对着湘水梳妆打扮，连湘灵也喜爱这块地方了。后面四句描写国民党统治区死气沉沉的景象，用来反衬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兴旺发达。
　　再看《赠画师》：“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日。”这首诗是1933年1月26日写的。显而易见，前面两句写一片黑暗，百花凋零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白区。“春山”象征红色革命根据地。“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请求画家运用新的艺术构思画出生气蓬勃、春意盎然的春山来，这不就是号召艺术家们描绘、反映红色革命根据地吗?这里含蕴着诗人无限的希望和理想。
　　再次，诗人含蓄地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大革命失败以后，诗人轰毁了进化论，接受了阶级论，学习辩证法，用马列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分析问题，从脚踏实地的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脊梁，从欣欣向荣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中看到了中国的美好未来。诗人后期的一些诗篇形象地写出了革命胜利的信心，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以极大的鼓舞。1934年5月30日写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声处听惊雷”可谓石破天惊之笔。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诗人的心跟全国人民连在一起，他想得很远，想得很深，感受到人民革命惊天动地的伟大力量。这样的诗，反动派看了会不寒而栗，革命人民看了会斗志昂扬，其社会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这类作品中，《亥年残秋偶作》说得更有深意：“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这首诗作于一九三五年秋末，正值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之时。当时，鲁迅和茅盾共同致中共中央一个庆祝长征胜利的电报，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这电文的意思也寓寄在《亥年残秋偶作》这首诗中。这首诗用对比的方法写，前半部分明写国民党军官在日军威胁下纷纷南逃，结尾暗写红军长征胜利，北上抗日。这就向人民指出了，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是万籁俱寂的黑暗社会，但长征的胜利已经给黑暗的时代透露出快要破晓的曙光了。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喜讯啊!诗人就是这样盼望着明天，向往着黎明，憧憬着未来，心里充满希冀，一见曙光即发而为诗，犹如五更鸡鸣，给生活在漫漫长夜中的中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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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形式。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旧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鲁迅的近体诗中同样得到了真实鲜明的反映。特别是三十年代，鲁迅的诗歌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诗发展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歌声，真实地反映了十年内战时期的阶级大搏斗，有力地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灭了反动派的威风，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一是愤怒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如《无题·禹域多飞将》，就暴露了国民党空军狂轰滥炸革命根据地的凶残行径。《二十二年元旦》更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头子蒋介石。这首诗写道：“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这首诗写于1933年1月26日，写蒋介石在庐山设立总部，进行反革命事“围剿”的罪恶活动。“高岫”指庐山。开头一联是对偶，“护将军”和“灭下民”相对，正好说明“灭下民”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将军”，即在庐山上的蒋介石。这首短小的诗好比一大篇声讨独夫民贼的战斗檄文。当时这样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当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军事“围剿”以后，鲁迅兴奋地写下了《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这首诗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的结果只能有两个：一个结果是红军的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展；另一个结果是反革命营垒更加分崩离析，日暮途穷。这完全是现实生活的生动写照。
　　1931年2月写的《送O·E君携兰归国》控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害得“椒焚桂折佳人老”。1933年3月写的《无题·大野多钩棘》有“花树已萧森”的诗句，指出中国文化界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惯于长夜》这首诗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彻底失败，而采用凶残的逮捕和屠杀的最末手段来对付革命作家；反映了李伟森等五位青年革命作家被秘密杀害后，以鲁迅为首的革命作家、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