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表示，我深深相信，现在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这个假说并不假。实在难以想象，有一些源于儒家思想的价值，譬如说对人世间的积极态度；讲究纪律和自求多富的生活方式；对权威和节俭的重视，以及对稳定家庭生活的强烈关切等，竟然会跟东亚人民的工作伦理和整个社会态度没有任何关系。[7]
七、如何分梳影响东亚发展的文化传统？
彼得·伯格不认为儒家思想是东亚唯一的传统，他也主张对其他的东亚文化传统加以探究，以检视人对自然、对世俗的工作及其生活目标等的态度，是否也受到这些传统的有意或无意的影响。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东亚佛教。东亚佛教与南亚佛教有很大的差异。“当佛教越过喜马拉雅传到中国时，曾有很大的改变。原可能是人类史上最为‘否定世界’的性格，一变而为‘肯定世界’的性格。”彼得·伯格认为“这种转变其实是中国人心灵的成就”。东亚的佛教在面对社会实体时，其本质与印度人的心灵赫然正是两种对立的极端。确切地说，“接受世界”或“适应世界”的涵义在印度大乘佛教中是可找到一些的，但一直将救赎置于今生今世的却只有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大乘佛教的国家或地区。
另外，东亚的道教和神道教的传统对经济伦理和工作态度的影响也应该关注。[8]
八、何处追寻亚洲“现代性”的“精神”？
在追寻亚洲“现代性”的“精神”时，彼得·伯格呼吁关注民俗宗教（所谓“小传统”）。“大传统”，包括儒家和大乘佛教，都深深根植于人民对世界所持的态度的底层里，包括认知和情绪的层次。果若如此。是否我们寻找的“今世观”，如积极和实用主义等的根源，就在这些“底层”或“小传统”里，而不是在“大传统”里。[9]
九、东亚真的能够提供一个“模式”吗？
不论是第三世界，还是西方国家，能否学习东亚发展的经验？
伯格认为，虽然没有人会否认我们无论如何总是可以从不同的社会学到一点东西。但问题是在呈现一个整合的发展策略时，东亚真的能够提供一个“模式”吗？问题的要害在于如何看待东亚经济成就中的文化因素？在这里，伯格以台湾为例，提出有两个可能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台湾的经济成功是因为在台湾居住的是中华民族，他们对世界的态度是受中华文化和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华文化模式在塑造中国资本主义精神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这种说法可以称为“文化论”。另一个假说是：认为台湾的经济成就。主要与文化无关，最重要的还是特殊的经济政策及其条件，与他们是否是中国人没有多大的关系。这种假设被称为“制度论”。如果“制度论”是对的，台湾经济模式就可以输出，但如果“文化论”是对的，那这种模式输出的可能性就值得怀疑。
彼得·伯格承认，“我不仅无法确定哪个假设是对的，同时我自己也仍在两者之间徘徊。”或许，“正确的答案是否应该就在此两个假设之间”。[10]
十、东亚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吗？——社会政治变项的制约
没有人会对东亚的经济与社会成就加以怀疑，但是，这些成就能够持续到未来吗？如果可以，到底又可以持续多久呢？在这里，伯格认为，“明显地，这将受到一些与两个假设无关的政治及经济状况的影响。”譬如说，这个区域仍然可以继续免于战乱吗？国际经济体系会继续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发展策略吗？西方政府的贸易政策会出现重大变化吗？等等。
而且，如果像“文化论”所强调的，文化对可持续发展有其重要性，那么如何有效地维护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而不使其在外来文化的感染下发生蜕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更具有个人主义性格，而比其长辈较少具备集体取向的性格（特别是日本）。但伯格发出疑问：这是态度的大变动？还是只不过是年轻人都会有的一个过渡现象？[11]
结语
美国学者彼得·伯格不同意用现代化的西方“范式”来解释东亚“模式”，但也不认为东亚“模式”就是无法输出的“文化经验”，是一种不成其为“经济模式”的“文化模式”。他对解释东亚发展的“制度论”和“文化论”两种假设都持怀疑的态度，他相信“正确的答案是否应该就在此两个假设之间”。但他呼吁关注和重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他对东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关切，从社会政治变项和文化变项加以研讨，力图探寻东亚未来发展的道路和前景。他同样关注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他对“东亚模式”进行个案研究，为的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其他地区的发展。
[1]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1984）第19卷第6期。还可以参考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也收录了彼得·伯格的这篇文章。
[2]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1984）第19卷第6期。
[3]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1984）第19卷第6期。
[4]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1984）第19卷第6期。
[5]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1984）第19卷第6期。
[6]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1984）第19卷第6期。
[7]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1984）第19卷第6期。
[8]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1984）第19卷第6期。
[9]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1984）第19卷第6期。
[10]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1984）第19卷第6期。
[11]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1984）第19卷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