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蒋庆兄的独立特行非常佩服。个性不张扬是中国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大病，各领域都需要不断有人挑战常规旧习，敢想、敢说、敢笑，释放被压抑的创造精神，推动社会前进。只有在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中，21世纪的中国本土才有可能造出比尔o盖茨，造出28岁就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的小杨振宁，造出为海内外有识之士折服并足以超越老庄孔孟的思想家。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让人们习惯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包括极端的意见，使多数人在比较中趋于理性化，保持社会长期稳定。不过，我对蒋庆兄那套主张并不信服，有若干疑虑和感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王道政治"有超越宪政的神威？

    

    蒋兄说："中西文化应该有主次之分，没有融合的可能。对我而言，就是要凸显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是主，西方文化是辅……王道政治是主，西方一些合理的文化价值是辅的。""不能将宪政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来谈，不是王道政治和民主政治融合的问题，还是有主次之分。" 

    

    拨开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迷雾，按蒋庆的解释："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实行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实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三院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议员则由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特地培养出来的贤儒担任。国体院则由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为世袭议长，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议员则由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和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组成。"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 

    

    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需知在三院中他们笃定支配了国体院和通儒院！不过，这样美妙的设计立即会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如何确定那些"通儒"和"国体"代表的合法性。

    

    孔子作为两千多年前的教育家，弟子三千，出过一部语录，整理过编年史《春秋》，对中国教育和文化有杰出和影响深远的贡献，这没有争议。他做过为时很短的代理宰相，其政绩则人言人殊；确定无疑的是他宣布一定要砍头的五大罪中，有三条是古今有识之士侧目的言论罪（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其他两条也不过是言行有点极端而已，这些确实是为后来的专制统治开路的。即使他完美无缺吧，他的后人也可能良莠不齐。至于那些所谓历代帝王和圣贤后裔，有人沦为流氓、地痞乃至土匪、强盗，恐怕也在所难免。何况当今世界造假成风，一些文人吹捧蒋介石是文王多少世孙，连文王的墓在哪里都弄不清楚，这个DNA如何鉴定？加上号称百子千孙的文王，其后裔少说也有几百万吧，应该挑选谁来决定中国人的命运，又由谁来掌握这个挑选大权呢？ 

    

    更麻烦的是：要是21世纪的中国人，深知祖先饱受思想奴役的痛苦，要思想自由，不愿再受"儒教"的奴役；或者认同血统没有高贵、低贱之分，坚信人生而平等，要做享有现代文明和宪法赋予的全部权利的公民，那可怎么办？此外，儒学是汉族文化，其他55个民族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要按照各自的祖传标准，组织自己的"国体院"、"通儒院"，是不是也有合法性？即使是汉族，假如认同历代有识之士的指责：所谓大儒有大量假道学混迹其间，即使真正品行纯正的大儒，在现代文明面前，也往往识见浅陋，因而不卖他们的账，那又怎么办？是开除国籍还是派兵镇压？而且从先秦"儒分为八"至21世纪依然门派繁多，真假王麻子又该由谁判定？ 

    

    蒋兄不惜词费，揭露民主制度之短。这不是什么新鲜见解，人们早就公开声明，民主宪政不过是最不坏的制度而已。但是，它自我更新机能较强，可以在人们的批评、监督中反复实践，反复改进，从而为国家稳定发展和公民权利的保障提供可靠的制度框架。这是许多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的事实。而蒋庆所设计的架构，开宗明义就以血统、教派或学派不平等为前提，更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自我吹嘘"王道政治是对民主政治的扬弃与超越，是人类迄今所能构想的最完善的政治"，虚假广告的气味是不是太浓了一点？ 



    

    以什么为"本位"？

    

    蒋兄高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人必须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文化意义的中国人"。1935年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蒋庆的喟叹不过是这个宣言七十年后的回响。 

    

    不过，这里蕴涵着一个不能含糊的重要问题：中国人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以文化特别是以《论语》为圭臬的儒家文化为标准，那么，汉武帝以前实行黄老政治的汉王朝的千万子民恐怕都不能算中国人；先秦反儒的墨家和黄老之徒等等更要划归化外的蛮夷了吧！陈寅恪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界定为三纲六纪，以此为标准，蒋庆似乎也很难通过忠诚审查！而在当代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基督徒、天主教徒、伊斯兰教信奉者……大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即汉族古代文化化育出来的，因此也不能算是中国人或"文化意义的中国人"！这是先秦以降"严华夷之辨"这个中国汉族古代文化基本原则的21世纪修订版，是禁闭中国人头脑的思想牢笼！如此荒唐的标准，除了留给蒋兄慢慢欣赏对其他人无所损益外，如果被当局采纳，大清帝国在19世纪仍然顽固坚持这个原则的愚昧、悲惨的图景必将重现。 

    

    问题的核心是：文化应该为人类和平幸福、国家富强和公民的福祉服务，还是公民应该为某种特定的文化尽忠乃至殉葬？文化前进的规律是在开放环境下，公民自愿选择，优胜劣汰，自然更新；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这个历史趋势。只有一条标准是正确的：社会进步、公民自由幸福至高无上，与此相悖的文化只能或迟或早在博物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 燕南,  )

    

    如何解读历史？

    

    蒋兄对中国历史也作了独特的解读。

    

    以古代中国来说，他认为"中国决不缺乏在人格自由精神"。"明代王阳明先生造就了一批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显然，这里玩了一个小小的诡辩术：以偏概全。任何社会都有敢于反抗主流的高人奇士，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古代中国不是举目均是俯伏在宗法专制统治者面前的臣民。这正是四书五经教育制度化的恶果。 

    

    20世纪以来，提倡儒学的方家往往有个通病：把古代思想家写在纸上的东西混同于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是明代以来，中国的专制统治发展至颠峰，社会框架僵化，自我更新机制很弱，在世界主要国家向现代转型的浪潮中，这个老大帝国步履阑珊，无力自行实现社会转型。陈寅恪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1．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