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难地──九、十世纪的敦煌》（The Last Refuge of the Sogdian Religion: Dunhuang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10 (Studies in Honor of Vladimir A. Livshits), 1996, 175-186），结合文献和绘画，说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祆教仍在流行。
　　张广达《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中的又一例证, 是据粟特本土出土的骨瓮, 来说明唐代太原所遗留的祆教徒葬俗。林悟殊《火祆教的葬俗及其在古代中亚的遗痕》（《西北民族研究》1990-1; 《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 1995）, 则是用敦煌发现的《佛说十王经图》上所绘的尸葬方式, 来论证同一问题。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文史》35, 1992）, 也谈到粟特人的祆教葬俗。西域地区骨瓮的遗存，见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
　　“萨宝”的性质是近年来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姜伯勤《萨宝府制度论略》（《华学》3，1998）、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唐研究》4，1998）两篇同时发表的文章，观点并不相同，前者认为萨宝是伊兰系胡人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属下有祆正等主管祆教事务的官员。后者则认为萨宝所管包括所有宗教，特别是佛教，以及其他商业贸易事务等。最近A.Forte, "The Sabao 萨宝 Question"（The Silk Roads Nar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97, Record No.4, 1999, pp.80-106; A.Forte, "Iranians in China -Buddhism, Zoroastrianism, and Bureaus of Commerce-", Cahiers d'Extreme-Asie, 11, 1999-2000）、芮传明《“萨宝”的再认识》（《史林》2000-3），都与罗丰的看法相近。但是，这一问题还有待从语言学、历史学的角度深入探讨，笔者倾向于姜伯勤的看法。
　　祆教的“祆”, 古籍中常常与“祆”相混, 即使是今天的学者也难以避免。林梅村《从陈硕真起义看火祆教对唐代民间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3-2）, 认为记载此次起义的《崔玄籍墓志》中的“祆”为“祆”字。王永平《论唐代民间道教对陈硕真起义的影响----兼与林梅村同志商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1）, 据图版订正此字原为“祆”字无疑, 而林文引此志时所删的“破张鲁于汉中, 殄卢循于海曲”两句, 恰好证明陈硕真起义的道教色彩。他还对祆教在唐代流行状况做了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