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大众"观；在这一脉络中，"大众"一词意为"乌合之众"，充满了贵族/精英文化视域中的轻蔑之意。90年代大众文化的批判者更多采取的，则是延续并改写了这一理论论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资源。在后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大众社会"有着原子化社会的特征，而"大众文化"则是一种自上而下、实施社会控制、浇注"社会水泥"的重要方式与途径。但是如果说，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和拒绝，间或包含着"借喻"式的对昔日标语口号式的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控制的批判，那么，对大众文化的轻蔑与厌恶，却又无疑与作为中国知识界基本共识的社会民主理想，发生了深刻而内在的结构性冲突。11这样的分析不仅具有迷人的逻辑魅力，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历史中，"大众"对于研究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理论识别，不仅使文化民粹主义失去了"大众文化立场"自我陶醉的可能，同时也使坚决拒绝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立场暴露了其社会民主理想的狭隘边界。因此，今日之"大众"是作为社会消费、娱乐主体的意义上被使用的。
       对"大众"这一概念的拓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拓清了"大众文化"的内涵。传媒利用这一概念"历史合法性"的动机不难理解，但同时它却有意略去了自身权力控制的那一部分。事实上，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全部复杂性，必须将其和传媒控制下的文化生产过程结合起来才能得到解释。也正是在这样意愿的支配下，戴锦华带领她的学生，经过数年的训练、调查和研究，完成了《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这部著作。这是一本专题性的研究，也是一本结合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资源完成的一部著作。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人才规模化的培养和训练，其意义可能要远远超出这部著作本身。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这部著作不重要，事实上，正是这样一批年轻的文化研究学者在戴锦华的指导下，完成或实现了当下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研究成果。如果说戴锦华的《隐形书写》是试图对90年代中国文化作出整体性描述或阐释的话，那么，《书写文化英雄》就是对世纪之交中国具有典型性、表征性的文化现象的"个案"研究。这一研究，描述出了中国当下文化消费市场交织的主流文化（如于洪梅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不同语境下的接受及在90年代特殊语意的阐释）、知识分子文化（如杨早对以陈寅恪、顾准为中心的90年代文化英雄的符号与象征的分析）、市场文化（书中大多篇幅）的复杂景观。
       这些文化"个案"对我们说来并不陌生，它们是我们亲历的文化现象，是我们关心并试图作出解释的文化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哪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英雄），在90年代以来的历史处境中，它们为什么都无一例外地在媒体覆盖性、轰炸性的炒做中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杨早在分析陈寅恪时指出：学界的讨论和张扬虽然为大众文化的接受提供了权威性的资源，但他们真正被作为一种"文化英雄"的符号，在社会的普遍关注中构造成型，是在这些人物的经历被畅销书和传媒通俗化、传奇化之后12发生的。因此，"无厘头遭遇.com"不仅示喻了又一个时代的文化症候，重要的是"凡人"不止要说话，在图书市场和民间书店构成的文化空间中，"文化英雄"作为一种可资利用和消费的政治象征和文化资源，理所当然会成为有利可图的争夺对象。
       更有趣的是于洪梅对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接受反馈的思考。文章不仅分析了中国特色独具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同构和互动关系，而且在分析"90年代’炼钢’史"中，突出浮现了隐秘已久的冬妮亚的角色。从刘小枫的《纪恋冬妮亚》开始，对这部红色经典的解读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那个资产阶级小姐甚至比主角保尔给人留下过更久远的印象。中国编剧们对冬妮亚和保尔的"重塑"也具有了90年代特有的时代风采。饰演保尔的演员从荧屏上走下来，脱掉保尔的军装也可以做中国的广告。与冬妮亚的走红构成呼应关系的，是中国"中产阶级"的自我书写。腾威对"1998年中国文化市场’隐私热’现象的报告"，以大量翔实的材料向我们揭示了中国"中产阶级"的趣味和自我书写背后的诉求。
       《书写文化英雄》对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市场的"个案"式分析，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状况。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在戴锦华的指导下，这些年轻的文化研究实践者，对中国发生的这些典型文化"案例"，并不止是没有判断的"零度叙事"，而是在描述大众文化如节日狂欢的同时，也以锐利的思想锋芒洞见了节日鲜花覆盖下的陷阱。对大众文化和消费做出有说服力的阐释的同时，对文化民粹主义的警觉，构成了这部著作最动人的思想主旋。我想这大概也是戴锦华文化研究最值得注意、最华彩的片段之一。  



注释：
1、  1995年10月，著名学者戴锦华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研究室"，她自己戏称为"文化研究工作坊"。
2、  《文化研究》杂志由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2000年6月在北京创刊，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3、  理查德.约翰生在《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中描述了文化研究之一翼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三个方面：第一、文化研究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与阶级关系和阶级构形，与性分化，与社会关系的种族建构，以及与作为从属形式的年龄压迫(age  oppressions)的关系。第二、文化研究涉及权力问题，有助于促进个体和社会团体能力的非对称发展，使之限定和实现各自的需要。第三、鉴于前两个问题，文化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外在地决定的领域，而是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这决非穷尽了现存状况下仍然活跃的、充满生机的、随机应变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只要它们也在细致的研究中受到批判、得到发展的话。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5页。
4、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同上。
5、  需要说明的是，大众文化是一个需要识别的概念，也就是说，五四运动之后，精英知识分子致力于大众文化的实践。特别是1942年，经过"走向民间"运动，知识分子完成了话语的民间"转译"，他们创作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作品。但有趣的是，这一大众化的文化形式所负载的恰恰是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建构起的是阶级、民族的政治。而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又具有消费功能的文化形态。在同一个概念里，蕴涵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内容和功能。
6、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2--3页。
7、  8、9、同上，23页，25页、38页。
10、如英国学者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的论述。
11、《隐形书写》10--11页。
12、杨早：《90年代的文化英雄的符号与象征--以陈寅恪、顾准为中心》，见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