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论》把史学理论区分为历史哲学的演变与史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发展两个部分，何兆武本人的研究集中于历史哲学部分，他把历史哲学最主要的发展变化归纳为从思辨的到分析的过程，揭示了西方的史学观念及学术理论背景。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史学活动进而在汉学研究里表现为试图研究历史的“进步”、“周期”、“阶段”、“演化”、“规律”等，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则针对个别事物进行批评、评论、理解、解释、研究、反思。思辨历史哲学观念对汉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历史的三分法，即把人类历史划做“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阶段，这在关于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里有充分的论述。其次，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形态学把中国文明当做世界文明当中一个重要的种类、与其他各种文化一样经历大体相同的生长和灭亡的周期的观点，也为汉学研究在整个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阅读史学理论书籍应挑选权威性强的力作，且应选择不同的版本。英国著名史学教授麦维克编写的《历史学导言》（英国，开放大学1986年版）被列为英国大学基础科教材之一，内容虽较浅显但对于中国读者有重要参考价值。麦维克教授把19世纪的三种、20世纪的四种史学思想当作影响近代史学学术规范形成的主要思想，可以把这段论述与何兆武著作后半部分即史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发展进行对照、研究。麦维克介绍的七种理论是：1．兰克的“客观如实”叙述历史的思想、史学著作应注明引用的第一手资料的戒律；2．孔德努力把史学建设为一门科学的思想；3．马克思的史学思想；麦维克叙述了马克思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及体制，特别指出马克思在史学上的贡献，一为重视经济史研究，二为把文学引向跨学科研究，综合考察艺术、思想、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历史发展。4．20世纪初期重视研究人类精神史、制度史、外交史，把经济史当作“历史的一个亚种”的思想；何兆武先生论述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实践活动大多可归为这一类，如克罗齐、柯林武德、波普尔及盛行不衰的逻辑实证主义等。5．法国年鉴派文学思想；6．把数量统计、实证主义和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史学研究，最著名的是“新社会史学”；7．福柯的史学思想。
　　英国教授麦维克认为在所有的史学思想里，实证主义和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在世界史学的发展中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和关键性的；而对于相对封闭的中国读者，何兆武等人的著作详细叙述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取代思辨历史哲学的过程，以及20世纪以来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史学”以问题史学取代以事件史、重要历史人物为题材，以叙事史为表现形式的传统史学的过程，按照何兆武先生的思想，还可以把年鉴派史学思想和福柯史学思想归结为与理性主义相对应的生命哲学的史学思潮。


　六、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汉学的影响：最能体现实证主义在汉学研究里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莫过于汉学家关于中国古代史料是否是第一手资料的讨论，对这场讨论做出结论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20多年来出土的简帛资料。当年兰克之所以成为提出史学学术纪律的关键内容的第一位人物，恰恰由于他正处于一向不公开的史料至少对兰克这样的史学家公开的时期，使他撰写了《1494—1514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研究中国古史的汉学家实际上代表着西方史家坚守实证主义原则、努力把史学建设成一门科学的那种倾向。如果不能澄清对中国史料的认识，汉学做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便不能确定。中国古史的特点使治古史的汉学家注重考据，注重培养解读原始文献的能力，较多地接受了中国的史学观念和认识方式，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中国学几乎是另一门学科，注重重新解释，受“史无信史”的思潮影响较深。有些中国学者在谈到史学界的不良倾向时常以西方思潮的影响为例，事实上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评价非常高，常引用传统史学的具体成果。
　　麦维克在《历史学导言》一书中表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欧美国家常用“马克思主义”表示国际间的政治事务的派别，但是麦维克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一般法则和广泛使用的模式方面给历史学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从关于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来看，也对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何兆武先生曾经说，我们一向注意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但却忽略了那些没有打着红旗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史学思想的人。这个论述与麦维克的论断可以互相印证。以笔者的观察，在汉学领域，许多学者倾向于用思想、文化和宗教等传统因素解释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就是说，在中国古史领域，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很大。韦伯的主要成果是论证基督教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促进作用，他进一步做比较宗教研究，写了《儒教和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洪天富译本），论证这两种思想不具备促进资本主义生长的能力。韦伯从两个角度影响了汉学：一是他的中国研究的具体结论，宗教方面外，他论证中国传统社会不具备可与欧洲相比的法律制度，经济上的主要问题为解决朝廷的粮食供应和财政需要，因此提出“政治财政”的概念，帝国后期土地所有权分散化。不利于规模经营等。韦伯另一个影响汉学的角度是做为社会学三大鼻祖之一从一般的理论意义上对汉学的影响，最主要的是“理想型”概念。比如，许倬云研究汉代农民的生活费用，主要依据汉简的两条记载，但他并不计算有名有姓的这两户人家的花费，而是假设一个典型的农户，一项一项地计算它的财产总值及费用，引用许多史料，用汉简的数字考虑边疆与内地的差价，最后得出一个认识汉代农民生活的总的结论。理想模型通过史实形成，但一旦形成，会影响史学家对史料的考察和编排，在理论上与后来的结构主义比较接近。“理想型”方法在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9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表现得最为突出。作者把捻军和太平天国以后中国中部、南部形形色色的武装组织划为对立的三个等级共六种形式，并揭示了相互转化的各种情况，为认识清代后期纷坛的社会史提供了重要启示。韦伯不懂中文，但他通过阅读汉学家的著作进行的研究很有影响。这里顺便谈一谈魏特夫。魏特夫最著名并遭到许多汉学家批判的是他对中国水利工程的研究。日本学者木村正雄就旱地、山坡地、河流湖泊淤积地等不通过水利工程进行灌溉的土地提出“第二耕地”的概念，并指出第二耕地数量很多；许倬云考察战国水渠发现其最初的目的不是灌溉而是改造土壤，用水过滤土壤里的盐份；珀金斯认为14—20世纪的中央朝廷与长距离贸易互为条件，管理水利系统的多为县以下的地方组织。与魏特夫同时代的德国汉学家艾博华，最早用“社会流动”的概念分别考察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论证中国的魏晋时期属“中世纪”，最早进行一个家族、世系的人口统计和迁徙路线的研究，有资格称为科学的汉学研究的先驱。科学的汉学主要表现为用个案研究、微观研究取代不适当的、简单化的、大而不当的概括。在这个过程里，首当其冲的是欧美学者，如艾博华和柯睿格。他们的成果现在看起来比较浅显，但却是开创性的。由于华裔学者在使用中国史料方面占优势，一旦掌握了西方的方法和模式，成果便十分引人注目，如张仲礼、何炳棣和萧公权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引发了此后汉学一系列的“新社会史”成果。
　　七、分析的历史哲学对汉学的影响：张铠先生于1995年、96年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的介绍美国汉学的文章把20世纪初期美国汉学的特点概括为：重视中国的制度史、外交史；重视研究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如儒家思想。这些特点可视为20世纪初期兰克后人重视精神史的史学思潮在汉学领域的表现。逻辑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