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明末算起，中西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 
    笔者断言19、20世纪之交，中国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参加WTO标志着中西文化论争的终结，也是指制度文化而言。至于那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这里不存在终结与否的问题；而且有些文化遗产，需要严格保护，根本不存在更新问题。但涉及制度却无法含糊，如何选择关乎国计民生，辩论和改革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
     
    普世价值与多元文化 
     
    跟着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如何看待多元文化？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都在强调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无论从起源和现状看，说人类文化是多元的，完全符合实际。在发达国家，保障多元文化体现着对不同民族公民平等权利的尊重。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一问题往往与民族独立的诉求紧密相连。因此，这一问题的提出，有其明显的正当性。
    不过，同任何问题一样，多元文化也有它的特定边界，不必要的超越，可能走向谬误。 
    第一．进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以后，多元文化的正当性，大体仅限于非制度文化领域。如果在制度特别是基本制度领域，不适当强调保留民族特性，往往成为抗拒改革的藉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目前许多东方国家仍在泥淖中打滚，说到底，就是冲不破传统的桎梏，不愿勇敢地接受普世性的制度文化。 
    第二．不应以多元文化为藉口，抗拒普世性的核心价值。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人的价值至上——公民的自由权利至上。普世性的制度文化（民主、法治、宪政等等）正是围绕公民个人自由及其保障而获得正当性，并上升为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败的关键都与是否接受这些普世性的核心价值息息相关。
    如果上述两条边界可以接受的话，困扰文化讨论多时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就会迎刃而解。 
    海内外学术界热衷于从民族传统中寻找自由、民主的传统。有些中国学者进一步冀图证明中国文化有特殊的救世良方，可以治疗西方现代社会的痼疾；加上有些西方学者推波助澜，对民族性的强调更成为一时风向。
    愚意以为，这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中可以看出这么几个问题： 
    1．东方各国国家独立后，无论经济起飞或者困顿，都会经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阶段，这是几乎无法避免的文化青春期现象。只有民主、法治健全和经济彻底融入全球化以后，这种狭隘情绪才会逐步消解。 
    2．民族文化研究青春期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夸大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19世纪以降中国屡见不鲜的西学中源说和东方文化救世论，就是其中两大流派。 
    3．不能低估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我国宪法把外来的马列主义规定为指导思想；我国政府毅然决定参加WTO，而朝野波澜不惊；都证明中国人有宽广的胸怀。那种认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进程不顺利应该归罪于不注意传统的论调，是文人学士不恰当援引洋人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假设后想当然的产物，经不起严格推敲。 
    4．中国正处在需要在从社会管理到企业经营，从军事、政治、法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各个层面全面输入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就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警惕别把弘扬民族文化变成构筑民族文化自我封闭的堡垒。
     

  中国文化的改造无法回避
     
    总结19、20世纪中西文化论争的历史经验，一个必须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是文化、学术积累不足的中国知识阶层，往往要在面对世界性的难题时作出自己的选择。走错一步，就要付出极大代价。在这个领域，特别需要的是冷静、理性、自由争辩。 
    从20世纪之初开始，既缺乏管理经济和社会的实际经验，又没有系统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的孙中山就鼓吹“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其文化底蕴直接渊源于《礼记•礼运》对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的描绘，加上一个美国三流经济学家关于土地国有化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设想。 
    20世纪一个世界范围的论争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在频频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面前，在苏联蓄意掩盖真实情况和大肆宣扬计划经济的成就的背景下，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几乎异口同声，主张中国应该采取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的道路。张君劢、张东荪、马寅初、翁文灏……无一例外！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坚定不移维护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哈耶克。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法治的传统。
    中国也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 
    说到底是中国没有牢固树立公民个人自由及其基础——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而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及服从君上等臣民思想却根深蒂固。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等人好不容易引进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制度，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国民革命中被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拦腰打断！
    广义说来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萌发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虽然屡扑屡起，但迄今没有完成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 
    按照建设现代社会的要求去衡量，中国文化的土壤是贫瘠的。输入先进文化，改造和清理已有文化是中国知识阶层无法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