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沮渠氏北凉真兴年间“画可”文书初探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古代君臣审阅公文，为表示知道和通过，均须批字，不同的是：君主所批为“可”，称为“画可”；臣下所批为“诺”，称为“画诺”。关於臣下“画诺”，我曾在一篇论文中加以解说[1]，此处无须赘述。关於君主“画可”，此处拟在进入正题前稍加介绍。
据记载，君主“画可”，始於秦始皇统一中国。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前221年）条称：始皇初并天下，令臣下“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云云，“制曰：‘可。’”集解引蔡邕曰：“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汉承秦制。故陆龟蒙《笠泽丛书》卷八凤尾诺条论及晋至南朝诸王“画诺”。之制，特别指出：“犹汉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魏晋亦同。如《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条注引《魏略》云：“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又《晋书·礼下》引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尚书奏末云：“请为告书如左，班下内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接云：“诏‘可’。”南朝承袭不改。《陈书·世祖沈皇后传》记高宗与刘师知等受遗诏辅政，而相互争权，结果：“高宗因囚师知，自入见后及帝，极陈师知之短，仍自草敕请画，以师知付廷尉治罪。”所谓“草敕请画”，意即草写敕书请君主“画可”。至唐才稍有变化。《唐律疏议》卷一○《职制》诸公文有本案条疏议引《唐令》云：“授五品以上‘画可’，六品以下‘画闻’。”虽然传世文献有关君主“画可”记载甚多，但出土文献有关君主“画可”原件却甚少。这恐怕是因为原件均已存档，颁下的多是副本。如《唐六典》卷八门下侍中条注云：“覆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吐鲁番出土唐中央颁下的各类公文，多是“制可”副本，可以为证。君主“画可”原件，据目前所知，似乎仅有一件。这就是吐鲁番出土沮渠氏北凉真兴年间“画可”文书。
这件沮渠氏北凉真兴年间“画可”文书，名为《道人德受辞》，仅存九行，残缺较甚，释文如下：
[前缺]
１ 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应甘心。然
２ 受素自贫薄，岂可自活。为维那
３ 所逼，无囗囗囗囗囗囗囗囗
[中缺]
４ 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可当使
５ 圣上获无穷之福。恩囗之诚，事
６ 囗囗囗囗囗。今为维那所
７ 道人德受 正月十五日上
可
８ 户曹张万 道人允道人法
９ 真兴∕[2]
其中，关於“真兴”年号，研究者颇多。大致认为：“真兴”是大夏赫连勃勃的年号，其时沮渠蒙逊向赫连勃勃称臣，故奉其年号，且至少从六年算起[3]。我曾根据背面为真兴六年（424年）四月十八日《出麦帐》，定本件时间为同年正月十五日[4]。关於其它内容，研究者亦多。但由於“辞”为一种诉讼文体，研究者将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诉讼方面。如：穆舜英女士在论及北凉剥削苛重，连“寺院的贫苦道人也不能幸免”时，特举本件为例，认为其中“记述了道人德受的哀鸣”[5]。黄烈先生也根据本件指出：“一个出身贫苦的普通僧人，受到寺院当权职僧维那的压迫，而向官府提出控诉，辞中有‘然受素自贫薄，岂可自活。为维那所逼’，生动地道出了寺院内部的贫富分野和阶级压迫的事实。”[6]关尾史郎先生也认为：“这是僧侣（道人）德受的呈辞，即他们向政府提出的申诉书。”[7]我在探讨高昌寺院三纲之一的“维那”时，涉及本件，也认为：“这是一件寺院僧人向官府控告本寺院‘维那’的辞状。”[8]还有一些文章涉及本件，新见不多，不烦多举。而关於其中大书“可”字，以及一些与墨色、笔迹有关的问题，大家都没有注意。就此而言，本件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本件原有整理者所加题解，十分重要，照录如下：
本件正文蓝书，到第六行第五个缺文为止，第七行“正月十五日上”六字也是蓝笔书写。第六行“今为维那所”五字、第七行“道人德受”四字和第八、第九两行都是黑字。两种笔迹不同。此外本件後部有大书“可”字批示，也是黑字。黑字与蓝字的关系不详。
这里归纳为三个问题，分别进行探讨。
（一）关於蓝书问题。我认为：蓝书为原文。我们知道：十六国时期，高昌地区常因缺墨，官私文书改用蓝书。吐鲁番出土真兴六年（424年）前二年的玄始十一年（422年）十一月五日《马受条呈为出酒事》，前一年的玄始十二年（423年）二月九日《失官马责赔文书》（二件）、同年七月廿二日《翟定辞为雇人耕■（广＋禾）事》，都是蓝书[9]。本件原文为蓝书，与此特徵符合。
（二）关於黑字问题。我认为：黑字为练笔戏书。其中，“今为维那所”基本照抄原文，但後缺“逼”字；“道允道人法”费解，意义也不明，显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此外，“道人德受”大概也是照抄原文，“户曹张万”与原文似无关系，“真兴”年号位置也不正确。总之，如非练笔戏书，则实在难以解释。
（三）关於“可”字问题。我认为：“可”字虽是黑字，但系原文，有可能为凉主沮渠蒙逊所批。根据主要有三：首先，“可”字书法与蓝书原文固然不同，与黑字练笔戏书亦有区别。因为，蓝书原文类似行楷，“可”字为规范楷书，黑字练笔戏书则楷中带隶。其次，“可”字的书写，时间应在原文之後，练笔戏书之前。因为，“可”字大书在“正月十五日上”左上，时间在此六字之後显而易见；练笔戏书诸字环於“可”字四周，似在有意回避，时间又在“可”字之後也无庸置疑。最後，“可”字与本件内容原有密切联系。因为，本件内有“当使圣上获无穷之福”诸语，而此 “圣上”只可能指当时的凉主沮渠蒙逊，本件原本就是上给蒙逊的辞，後有蒙逊所“画”之“可”自属十分正常。
然而，尽管就文书本身所作的解释完全合理，也难免在其它方面存在 疑问。譬如：凉主沮渠蒙逊的“画可”文书，本应备受臣民珍视，但不仅正面被人练笔戏书，背面也被人利用记录麦、毯等帐[10]，是否合乎情理，存在疑问。又譬如：凉主沮渠蒙逊并未公然称帝，僧人上辞竟然称蒙逊为“圣上”，蒙逊居然也在僧人上辞上“画可”，是否合乎制度，也存在疑问。等等。关於前一疑问，我认为无须多作解释。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高昌，为汉人移民非常集中的地区，对於出身卢水胡的沮渠氏北凉，本就十分抵触。十年之後的缘禾四年（435年）十月，大族阚爽率领高昌脱离被当地人民称为“胡贼”的沮渠氏北凉自立，即含有民族不合的因素[11]。因此，沮渠蒙逊的“画可”文书，不受高昌臣民珍视，似乎不足为怪。关於後一疑问，我认为：十六国时期，国与国地位大致相当，均无实际约束力，各国建制，多有僭越，本就很难完全按制度衡量。为了便於理解，此处拟稍加论证。
据《晋书·沮渠蒙逊载记》：东晋隆安五年（401年），蒙逊称张掖公，改元永安，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置二长史、二司马，实行的是公府体制。义熙八年（412年），进称河西王，改元玄始，置官“如吕光为三河王故事”，即仅置丞郎以下官[12]，开始实行王国体制。但立子政德为世子，加录尚书事，前者与王国体制符合，後者却属帝国体制。由於体制紊乱，不久，其群下即上书称：
设官分职，所以经国济时；恪勤官次，所以缉熙庶政。当官者以匪躬为务，受任者以忘身为效。自皇纲初震，戎马生郊，公私草创，未遑旧式。而朝士多违宪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无可否，望空而过。至令黜陟绝于皇朝，驳议寝于圣世，清浊共流，能否相杂，人无劝竞之心，苟为度日之事。岂忧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迩宁泰，宜肃振纲维，申修旧则。
但此上书之中，“皇纲”、“皇朝”、“皇化”云云，与本件“圣上”，仍然同属僭越之称。据说：“蒙逊纳之，命征南姚艾、尚书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肃。”然而，实际上，不过如同叔孙通拟“朝仪”，使蒙逊更知“为皇帝之贵”而已。後来，北魏索性改封蒙逊为凉王，《魏书·胡沮渠蒙逊传》载册文更称：“命王建国：置将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还、武官抚军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如汉初诸侯王故事。”但《宋书·胡大且渠蒙逊传》记蒙逊卒，私谥仍为“武宣王”。可见当时沮渠氏北凉国家建制，名实本就一直不符。本件时间在蒙逊制定《朝堂制》和受封凉王之间。其时，僧人上辞称蒙逊为“圣上”，蒙逊在僧人上辞上“画可”，似乎也不足为怪。
此外，还补充一点。一个普通寺院僧人，能将诉讼之辞直接进呈作为一国之君的蒙逊，并承蒙逊“画可”批覆，与卢水沮渠氏家族世代崇佛应该有关。一般百姓若想将诉讼之辞直接进呈蒙逊，恐怕就不那麽容易。而本件既为目前仅存的君主“画可”原件，又为沮渠氏北凉崇佛的有力见证，其价值之高，意义之大，可以想见。
注释
[1] 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47～48页。
[2]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1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71～72页；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34页。
[3]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185～189页。
[4] 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书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89～90页。
[5]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穆舜英执笔）：《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4页。
[6] 黄烈《北凉史上的几个问题》，原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现改名《卢水胡与北凉》，收入《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327页。
[7] 关尾史郎《北凉政权と“真兴”奉用——〈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一）》，《东洋史苑》第21号，1982年，4页。又刘学堂译文，《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99页。
[8] 王素《高昌至西州寺院三纲制度的演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辑（总第8辑），80页。
[9] 分见前引《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1册，120、35～36、37～38、39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 [壹]，61、14、15、16页。
[10]按本件背面有真兴六年四月十八日《出麦帐》已见前述。还有一件《伊乌等毯帐》，原文倒写在《出麦帐》之末，但被涂抹，因而前文没有涉及。
[11]参阅前引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213～221页。
[12]按：据同书《吕光载记》，所谓“如吕光为三河王故事”，是“置百官自丞郎以下”。《魏书·胡沮渠蒙逊传》亦谓蒙逊“自称河西王，置百官丞郎以下”。
据记载，君主“画可”，始於秦始皇统一中国。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前221年）条称：始皇初并天下，令臣下“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云云，“制曰：‘可。’”集解引蔡邕曰：“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汉承秦制。故陆龟蒙《笠泽丛书》卷八凤尾诺条论及晋至南朝诸王“画诺”。之制，特别指出：“犹汉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魏晋亦同。如《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条注引《魏略》云：“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又《晋书·礼下》引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尚书奏末云：“请为告书如左，班下内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接云：“诏‘可’。”南朝承袭不改。《陈书·世祖沈皇后传》记高宗与刘师知等受遗诏辅政，而相互争权，结果：“高宗因囚师知，自入见后及帝，极陈师知之短，仍自草敕请画，以师知付廷尉治罪。”所谓“草敕请画”，意即草写敕书请君主“画可”。至唐才稍有变化。《唐律疏议》卷一○《职制》诸公文有本案条疏议引《唐令》云：“授五品以上‘画可’，六品以下‘画闻’。”虽然传世文献有关君主“画可”记载甚多，但出土文献有关君主“画可”原件却甚少。这恐怕是因为原件均已存档，颁下的多是副本。如《唐六典》卷八门下侍中条注云：“覆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吐鲁番出土唐中央颁下的各类公文，多是“制可”副本，可以为证。君主“画可”原件，据目前所知，似乎仅有一件。这就是吐鲁番出土沮渠氏北凉真兴年间“画可”文书。
这件沮渠氏北凉真兴年间“画可”文书，名为《道人德受辞》，仅存九行，残缺较甚，释文如下：
[前缺]
１ 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应甘心。然
２ 受素自贫薄，岂可自活。为维那
３ 所逼，无囗囗囗囗囗囗囗囗
[中缺]
４ 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可当使
５ 圣上获无穷之福。恩囗之诚，事
６ 囗囗囗囗囗。今为维那所
７ 道人德受 正月十五日上
可
８ 户曹张万 道人允道人法
９ 真兴∕[2]
其中，关於“真兴”年号，研究者颇多。大致认为：“真兴”是大夏赫连勃勃的年号，其时沮渠蒙逊向赫连勃勃称臣，故奉其年号，且至少从六年算起[3]。我曾根据背面为真兴六年（424年）四月十八日《出麦帐》，定本件时间为同年正月十五日[4]。关於其它内容，研究者亦多。但由於“辞”为一种诉讼文体，研究者将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诉讼方面。如：穆舜英女士在论及北凉剥削苛重，连“寺院的贫苦道人也不能幸免”时，特举本件为例，认为其中“记述了道人德受的哀鸣”[5]。黄烈先生也根据本件指出：“一个出身贫苦的普通僧人，受到寺院当权职僧维那的压迫，而向官府提出控诉，辞中有‘然受素自贫薄，岂可自活。为维那所逼’，生动地道出了寺院内部的贫富分野和阶级压迫的事实。”[6]关尾史郎先生也认为：“这是僧侣（道人）德受的呈辞，即他们向政府提出的申诉书。”[7]我在探讨高昌寺院三纲之一的“维那”时，涉及本件，也认为：“这是一件寺院僧人向官府控告本寺院‘维那’的辞状。”[8]还有一些文章涉及本件，新见不多，不烦多举。而关於其中大书“可”字，以及一些与墨色、笔迹有关的问题，大家都没有注意。就此而言，本件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本件原有整理者所加题解，十分重要，照录如下：
本件正文蓝书，到第六行第五个缺文为止，第七行“正月十五日上”六字也是蓝笔书写。第六行“今为维那所”五字、第七行“道人德受”四字和第八、第九两行都是黑字。两种笔迹不同。此外本件後部有大书“可”字批示，也是黑字。黑字与蓝字的关系不详。
这里归纳为三个问题，分别进行探讨。
（一）关於蓝书问题。我认为：蓝书为原文。我们知道：十六国时期，高昌地区常因缺墨，官私文书改用蓝书。吐鲁番出土真兴六年（424年）前二年的玄始十一年（422年）十一月五日《马受条呈为出酒事》，前一年的玄始十二年（423年）二月九日《失官马责赔文书》（二件）、同年七月廿二日《翟定辞为雇人耕■（广＋禾）事》，都是蓝书[9]。本件原文为蓝书，与此特徵符合。
（二）关於黑字问题。我认为：黑字为练笔戏书。其中，“今为维那所”基本照抄原文，但後缺“逼”字；“道允道人法”费解，意义也不明，显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此外，“道人德受”大概也是照抄原文，“户曹张万”与原文似无关系，“真兴”年号位置也不正确。总之，如非练笔戏书，则实在难以解释。
（三）关於“可”字问题。我认为：“可”字虽是黑字，但系原文，有可能为凉主沮渠蒙逊所批。根据主要有三：首先，“可”字书法与蓝书原文固然不同，与黑字练笔戏书亦有区别。因为，蓝书原文类似行楷，“可”字为规范楷书，黑字练笔戏书则楷中带隶。其次，“可”字的书写，时间应在原文之後，练笔戏书之前。因为，“可”字大书在“正月十五日上”左上，时间在此六字之後显而易见；练笔戏书诸字环於“可”字四周，似在有意回避，时间又在“可”字之後也无庸置疑。最後，“可”字与本件内容原有密切联系。因为，本件内有“当使圣上获无穷之福”诸语，而此 “圣上”只可能指当时的凉主沮渠蒙逊，本件原本就是上给蒙逊的辞，後有蒙逊所“画”之“可”自属十分正常。
然而，尽管就文书本身所作的解释完全合理，也难免在其它方面存在 疑问。譬如：凉主沮渠蒙逊的“画可”文书，本应备受臣民珍视，但不仅正面被人练笔戏书，背面也被人利用记录麦、毯等帐[10]，是否合乎情理，存在疑问。又譬如：凉主沮渠蒙逊并未公然称帝，僧人上辞竟然称蒙逊为“圣上”，蒙逊居然也在僧人上辞上“画可”，是否合乎制度，也存在疑问。等等。关於前一疑问，我认为无须多作解释。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高昌，为汉人移民非常集中的地区，对於出身卢水胡的沮渠氏北凉，本就十分抵触。十年之後的缘禾四年（435年）十月，大族阚爽率领高昌脱离被当地人民称为“胡贼”的沮渠氏北凉自立，即含有民族不合的因素[11]。因此，沮渠蒙逊的“画可”文书，不受高昌臣民珍视，似乎不足为怪。关於後一疑问，我认为：十六国时期，国与国地位大致相当，均无实际约束力，各国建制，多有僭越，本就很难完全按制度衡量。为了便於理解，此处拟稍加论证。
据《晋书·沮渠蒙逊载记》：东晋隆安五年（401年），蒙逊称张掖公，改元永安，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置二长史、二司马，实行的是公府体制。义熙八年（412年），进称河西王，改元玄始，置官“如吕光为三河王故事”，即仅置丞郎以下官[12]，开始实行王国体制。但立子政德为世子，加录尚书事，前者与王国体制符合，後者却属帝国体制。由於体制紊乱，不久，其群下即上书称：
设官分职，所以经国济时；恪勤官次，所以缉熙庶政。当官者以匪躬为务，受任者以忘身为效。自皇纲初震，戎马生郊，公私草创，未遑旧式。而朝士多违宪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无可否，望空而过。至令黜陟绝于皇朝，驳议寝于圣世，清浊共流，能否相杂，人无劝竞之心，苟为度日之事。岂忧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迩宁泰，宜肃振纲维，申修旧则。
但此上书之中，“皇纲”、“皇朝”、“皇化”云云，与本件“圣上”，仍然同属僭越之称。据说：“蒙逊纳之，命征南姚艾、尚书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肃。”然而，实际上，不过如同叔孙通拟“朝仪”，使蒙逊更知“为皇帝之贵”而已。後来，北魏索性改封蒙逊为凉王，《魏书·胡沮渠蒙逊传》载册文更称：“命王建国：置将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还、武官抚军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如汉初诸侯王故事。”但《宋书·胡大且渠蒙逊传》记蒙逊卒，私谥仍为“武宣王”。可见当时沮渠氏北凉国家建制，名实本就一直不符。本件时间在蒙逊制定《朝堂制》和受封凉王之间。其时，僧人上辞称蒙逊为“圣上”，蒙逊在僧人上辞上“画可”，似乎也不足为怪。
此外，还补充一点。一个普通寺院僧人，能将诉讼之辞直接进呈作为一国之君的蒙逊，并承蒙逊“画可”批覆，与卢水沮渠氏家族世代崇佛应该有关。一般百姓若想将诉讼之辞直接进呈蒙逊，恐怕就不那麽容易。而本件既为目前仅存的君主“画可”原件，又为沮渠氏北凉崇佛的有力见证，其价值之高，意义之大，可以想见。
注释
[1] 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47～48页。
[2]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1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71～72页；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34页。
[3]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185～189页。
[4] 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书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89～90页。
[5]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穆舜英执笔）：《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4页。
[6] 黄烈《北凉史上的几个问题》，原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现改名《卢水胡与北凉》，收入《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327页。
[7] 关尾史郎《北凉政权と“真兴”奉用——〈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一）》，《东洋史苑》第21号，1982年，4页。又刘学堂译文，《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99页。
[8] 王素《高昌至西州寺院三纲制度的演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辑（总第8辑），80页。
[9] 分见前引《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1册，120、35～36、37～38、39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 [壹]，61、14、15、16页。
[10]按本件背面有真兴六年四月十八日《出麦帐》已见前述。还有一件《伊乌等毯帐》，原文倒写在《出麦帐》之末，但被涂抹，因而前文没有涉及。
[11]参阅前引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213～221页。
[12]按：据同书《吕光载记》，所谓“如吕光为三河王故事”，是“置百官自丞郎以下”。《魏书·胡沮渠蒙逊传》亦谓蒙逊“自称河西王，置百官丞郎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