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学术对话和讨论中，尽管在表面形态上百家争鸣、千差万别，但其深层结构要素却是十分简单的，它无非就是涉及到两个方面的矛盾和差异，即一方面是观念与观念之间，另一方面则是观念与经验之间。具体说来，前一种争论主要发生在纯粹理性的领域，它往往是由于论者在观念、方法、理论体系上的不同所导致的；后一种争论则主要发生在一个论者的观念（或经验）与另一个论者的经验（或观念）之间，这是由于不同论者在个体经验、判断力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而引发的。在逻辑分析上讲，由于只有纯粹的观念活动才具有知识活动所要求的普遍性，因而它理所应当地是学术争鸣的最高形态或理想目标。但实际上不然，由于学术主体是人，是有着不同的文化经验、知识背景和价值取向的个体，因而那种纯粹的观念之争在学术史上从未真正出现感，而随处可见的一般也都是经验与观念、观念与经验之间永无行止的唇枪舌战。而人文学术的不可实证性又在某种意义上支持、纵容了学术论争的“怎么说都行”——这样一种具有浓郁后现代色彩的非科学倾向。一般的学术论争不可避免地要沾染上经验的杂质，这本身并不奇怪，但关键在于论争者是如何对待这些经验成分的，质言之，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对之采取“不管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策略，还是服从学术自身的知识规则与道德律令而对它们采取严格审查的措施。不同的态度在结果上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后者主要表现为一个学者在自己灵魂中的“沉思和斗争”，那么前者则一定是在市场中心为吸引注意力而有意制造的“喧哗与骚动”。而学术论争一旦采取了一种市场化的策略，那么所有的讨论当然就是毫无学术意义的了。

　　退一步讲，即使由于对个人的嗜好、趣味等经验成分的偏爱而不愿意接受一般的学理批判和审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要你把自己的观点和理论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在理性素质极其薄弱的当代学术界，一个最可怕的现象无疑是把一己之嗜好与趣味独断论化和霸权主义化，并把它强加给对手、历史、经验对象和所有它势力可及的思想与学术的公共空间。平心而论，尽管“为学术而学术”的呼声在中国已回荡了一个世纪之久，但由于理性启蒙环节的残缺和科学精神的严重不足，在中国学术的日常世界中，我们目之所见更多地只能是“为政治而学术”、“为市场而学术”，甚至是为一些更不足挂齿的卑微之物而学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对当代学术制定更高的目标和规划，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稍微有些自律意识和道德上的自觉，为遥远未来的中国学术多保留一点学术种子和干净的土壤而已。说得再通俗一点，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观念就是“谁也不要说谁”，我曾经在逻辑上这样论证过“谁也不说谁”的道理：

　　……由于立论角度不同而出现“见仁”、“见智”之别，也自在情理之中，所以也就没有必要一定在两者之间强分高下。对这种由于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的知识判断上的相互缠绕，我们的作法是倾向于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划定各自不同的适用范围之方式加以解决。一种观念的产生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验基础上，而另一方面，该观念也往往仅在这一经验领域中才具有合法性与自明性。因此对于观念领域中各种矛盾的正确解决方法，也就不能简单地采取“是此而非彼”或“非此而是彼”的独断论，尤其是既不能以一己之“经验”去检验异己之“观念”，同时也不能以一己之“观念”去批判异己之“经验”这是息止一切无谓论争与无意义对话的一种最重要的学术态度。[1]

　　“谁也不说谁”当然不是什么上策或出于发展的理想和需要，它本身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而已，但鉴于当代人、当代学术在知识框架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四分五裂和无法统合，所以我还固执地以为这已是在所有可能的经验学术中最好的一种了。

　　而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保守的学术策略，我想它可以从当下“新启蒙主义”的有关论争中得到足够的理由。在陈晓明、张宝明和张光芒围绕着“道德拯救文学”和“新启蒙主义”的论争中，有几个方面的经验恰好说明了“说也不说谁”比一种缺乏规则和语境的“乱说”要有益于学术本身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