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道德作用的思想，也应该对它的可能发挥作用的地盘，其中又特别是道德拯救的局限性加以具体的说明，以免给人造成一种道德“包打天下”的误会。由于这些属于理论研究的先行工作在最初基本上付之阙如，或者说完成得不够好，因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身分不明”的东西。而以此为主题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在张宝明和张光芒之间关于对方是实用主义甚至是政治实用主义的指责，实际上与“道德拯救文学”的身份一样是来历不明的。它们都是同一种独断论叙事的产物，而不是不同作者固有的内容和思想命题。
　　其次，在陈晓明和张宝明的论证方式中，一个最大的逻辑问题就是“以己之矛，攻子之盾”，这样一种令人的理性机能特别难受的中国式的矛盾论。这个“矛”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的理论观念，或者是和自己在价值上形成一种“比较满意”的实用关系的经验证据，然后或者是用来说明对方的观念不能涵盖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揭示对方的经验证据和自己的理论观念的冲突，再然后就以为彻底批倒了对方的主张或见解。这也是在当代学术界最常见的一种论争的逻辑。比如，陈晓明的叙述结构是：先把“道德拯救文学”看作是张光芒的基本观点，然后从自己的“道德不能拯救文学”的经验中尽可能多地举证，再加上若干年来道德都没有拯救文学的历史经验等，就以为一方面批驳了张光芒的“道德论调”，另一方面也同时完成了自己观念的理论证明。在陈晓明、张宝明和张光芒的“三角”论争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们互相说对方是伪问题，比如陈晓明说“用道德来理解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来重新规划当代文学史，这是一个伪问题。”[4]而张光芒和张宝明也在“从道德形而上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百年中国文学史”是不是一个“伪命题”而进行拉锯战。[5]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说法都不错，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因为各人的说法有各人的经验基础，而且根据他们各自的经验也都是可以得出对方“伪问题”的结论的。然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从各种的经验以及和这些经验粘连在一切的观念对对方的观念与经验的批判本身是否是有效的，或者说，他们必须首先能够证明这种不同观念、经验之间的混战在逻辑上的合法性，然后才能保证以下的言说与结论本身的可靠性。而这一点早在培根的《新工具》中就已经被宣布为是不可能的。这里不妨把培根的意思再演绎一下，比如你看到三个人在论争，先看到一个人姓张，又看到另一个也姓张，如果你因此得出这里有两个姓张的在争论什么，当然是正确的知识，因为它有经验的基础。然而在你未接触经验的陈晓明之前，就把姓张的观念运用于第三者，它在结论上一定是完全错误的。因而，自己的观念再深刻、自己的经验再生动，也是无法保证可以成为解构异己者的有力武器的。这也就是我在上文中强调“一种观念的产生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验基础上，而另一方面，该观念也往往仅在这一经验领域中才具有合法性与自明性”的原因。
　　再次，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绝不意味着凡事都不可讨论与商榷，而是在注意到讨论的复杂性之后以便为讨论建立一种更复杂的原理机制，使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对话可以获得一个主体的基础。至于这个合法的语境如何建构，限于篇幅与论域这里只能联系具体话题略谈一二。比如在对方是否是学术问题这个问题上，最关键的不在于是否可以指出对方命题的不纯粹性，由于经验和观念的不同这一点应该说太容易了；最重要的则在于如何在批评中使对方提出的论题——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有一些逻辑的或经验的空子的——上升为较为纯粹的学术问题。还是完全相反，他专注于对方的不严密仅仅是要把对方的论述以及其背后隐藏的合理内涵——一般说来，这些合理性也是人们不难发现的——一同否定掉，知识问题延伸到这里也就必然要牵涉到学者的价值问题。一般说来，这也往往是人们开始不冷静、意气用事、走向“理性的独断论”的开始。也可以说，任何观念都是可以找到一些经验证据的，而对于文学这种人文学术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在论争中举几个不利于对方的例子绝不是一件难事，而关键在于在举例之前要思考一下，这样举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把问题引向深入或者把它引向更纯粹的语境之中，还是仅仅为了证明对方的错与自己的正确。这其中所显示出的正是一个学者的公心和私心之辩。以“道德拯救文学”为例，一方面，当然可以说“道德拯救文学”，而且在这个观念下也能找到一系列的经验证据；另一方面，“道德不能拯救文学”也同样可以成立，而陈晓明在论证过程中的大量观念与经验都旨在说明这一点。在面临这样的矛盾和困境之时，我觉得除了要指出两者都是宏大叙事之外，要想把问题引向更深的境界，除了在知识上的探索之外，一定是需要有道德理念来介入的，就是要问一问两人、两种说法的目的何在？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在知识上作出了“道德不能拯救文学”的判断，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应该是一种“反求诸己”，即，是因此而彻底解构在当代社会中极其有限的道德资源，把道德本身一劳永逸地扫入奥吉亚斯牛圈，还是相反。由于意识到道德资源的重要或很重要，从而把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投入到这个当代精神生命的弱势群体头上，为了它的存在、复活和发展而创造种种主体的精神条件。我以为，为人类生命中的高尚精神而思考和否定，才是一种更广阔的人文襟怀和精神的目标。而如果不能有这个价值基础，那么，对完全无目的的、机械的知识活动来说，一个有理性的人又能说什么呢，或者说他的话语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问题绝没有这样简单。在知识与价值、经验与逻辑、先验道德与经验伦理、理论与实践之间，历史进程中实际上存在的矛盾及其内在肌理，要比我们大脑所能设想的所有理论体系和解释框架都要复杂得多。但是无论如何，为知识活动奠定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和价值尺度，都应该是绝对必要的。当代学术失去它的游戏规则和内在目的已经很久了，因而不是拯救文学，也不是拯救社会，而是如何拯救失去规则和方向的当代学术本身，我以为才是当代学者们最应该关心和讨论的。当然，这里只是把问题初步提出来，而真正艰难的工作和困苦的历程还在后头。
    参考文献
    [1] 刘士林：《如何解读陈寅恪的诗》，《学术界》2003年第3期。
    [2] 张光芒：《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3期。
    [3] 刘士林：《先验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2-64页。
    [4] 陈晓明：《道德可以拯救文学吗？——对当前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长城》2002年第4期。
    [5] 张宝明：《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河北学刊》2003年第3期；张光芒：《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对张宝明的质疑与反质疑》，《河北学刊》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