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作用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全球化。对外开放构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它意味着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而是一个处于开放和互动的全球化网络之中的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外部世界必然会对当代中国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它反映在诸多方面。这里有重点切入几个问题。
第一,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动过程中,中国人逐渐地培育出了对待外来文化的一种相当开放的民族文化心理。它首先表现在社会心理空间的拓展上。人们开始摆脱那种把中国文化看成人类唯一的文明,把中国的生活方式视为唯一的或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的狭隘、保守、妄自尊大的传统文化心理,意识到天地的广阔和世界的多样性,也看到了自己的落后,看到了天外有天,因此而产生了愈来愈强烈的不满现状、积极进取的心理。人们不但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前所未见的新事物,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各种新知识,而且积极引进、模仿、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拿来主义”成了一股汹涌的潮流。随着社会心理空间的拓展,人们的改革开放、开拓创新意识不断增强,中国人正以博大的胸怀迎接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潮流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潮流,走向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其次,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辩证态度上。过去许多中国人曾以一种封闭的、形而上学的文化心理看待外来文化,难以对外来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作出正确的鉴别,往往在憎恨外来文化中消极成分的同时,也憎恨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尤其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与殖民主义的侵略相伴随的,这就使民族矛盾与文化矛盾交织在一起,对民族存亡的关注与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交织在一起,西方文化的进入与民族感情的被伤害、民族自尊心的失落交织在一起,使相当多的人划不清维护主权与盲目排外的界限。经过曲折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经过２０余年的对外开放,人们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逐渐变得明达和辩证,能够相当理智地而不是偏激地看待外来文化,逐渐学会把外来文化中那些具有全人类共享性、继承性、融合性的先进文明成果与外来文化中的消极面加以区分,分别对待,而不是一概排斥。再次,表现在责任感、紧迫感和忧患意识的形成上。对外开放以来,中国人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意识到新的科技革命的严峻挑战,感受到市场和综合国力较量的巨大压力,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也愈来愈深刻地理解了这场激烈而持久的竞争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关系到中国能否经受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的挑战,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毫无疑问,对待外来文化的一种相当开放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既是多年来中国文化实践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的直接结果,也是外部世界对本土文化影响的一种必然产物。在一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体的互相作用的时代,对外来文化采取一种相当开放的立场,乃是获得本土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与权利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外部世界对本土文化的介入,必然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其中之一是促进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现代化。一些学者在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发现,现代性其实和个体对世界的开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人接受现代性的影响时,事实上也就开始了人的现代化的进程。根据英格尔斯的看法,所谓“现代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状态”,“我们的信念是,具有那些现代特性的社会鼓励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的发展。当然,具有这些特性的社会机体需要有效的运行,也正需要这种类型的人。鉴于人们已接受‘现代的’这个形容词来描绘这种类型的社会,所以,有理由使用这个词来描述我们认为同这一种类型的社会秩序有密切关系的人。”①毋庸讳言,社会的现代化最早发生在西方,也最先普及于西方。但是,现代化所代表的那种生产方式和文化类型并不就是西方所独享或专有的东西,它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不过西方较早地进入了这个阶段。同样,有理由认为,现代性与人的现代化也最早孕育于西方文化,最先普及于西方社会,但是,现代性与人的现代化所代表的那些文化价值观念并不就是西方人所独享或专有的,只不过西方社会较早地发育出了现代性并实现了人的现代化。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当一个发展中国家以现代化为目标时,必然要接受那些最先孕育于西方并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现代性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这种转变显然既是国内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作用所致,也是外部世界尤其是现代性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兹举两例。能忍耐,讲调和,保守知足,对商务和冒险缺乏兴趣和热情,缺乏竞争、效益、商品等意识,是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的重要特征之一。随着外来文明的传入,这些传统文化心理受到了强烈的震憾。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人们广泛使用各种进口和组装的产品,频繁地与外国企业、三资企业打交道,大量接触外国人士和外国的精神产品,因此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强化了竞争观念、时间观念、效率观念、商品意识、服务意识和效益意识。当代中国人法制意识的强化,也是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当今世界各个发达国家大多注重依法治国。西方各国不仅非常重视法律制度,制定了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在内的周密、全面的法律体系,并善于运用法律来调节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使社会生活走上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在现实生活中,依法办事和处世已成为西方大多数人的生活信条。而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有不少刑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也有相应法律原则,但人治传统却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制”,其实是以人治为其本质特征的,仅仅是人治的附属物而已。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经济发达国家法制精神的传入,无疑有力地冲击着中国的人治传统,促进了人们法制意识的增强。
第三,外部世界对本土文化介入所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文化媒介化之后的“远距作用”。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文化的发展变动与世界潮流的同步。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远距作用,即全球化不断强化的趋势和瞬间全球通讯以及公众交通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关心的是在场和缺席的交叉社会事件以及“远处的”社会关系与本地的语境性交错。由于文化本身不断被媒介化,因此,本土的语境也就带有全球化的特征。他进一步指出,“从文化上说,全球化倾向于生产出文化散播。趣味、习性和信仰的共同体常常显得偏离了本土和民族的限制。散播文化的特质往往是标准的,它受到了大众广告和文化商品化的影响。从西服到牛仔服的服饰风格,音乐、电影的趣味甚至宗教都呈现出全球的特征。文化散播不再限于人们身体的移动,尽管这在以前是很重要的”。②在文化媒介化所产生的远距作用下,中国的本土文化显然也已被深深地打上了全球化的印记,并出现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多元、异质文化并存的格局。这种现象既表现在外部世界皮尔•卡丹时装、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电影、卡拉ＯＫ、肥皂剧、流行音乐等消费性文化、时尚和大众文化在中国的流行上,同时也表现在外来意识形态、艺术风格等严肃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上。改革开放以来,诸如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尼采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实用主义、后结构主义、解释学、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纷纷在中国本土的舞台上出场,并进入中国文化肌理。对这种现象,如果脱离全球化的语境和文化媒介化所产生的远距作用,便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近年中国知识界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争论,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对后现代研究在中国的合法性进行质疑的最有力的论据似乎在于:后现代话语具有明确的地理和社会局限。因为后现代主义是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文化人较自由和奢侈的生活条件有关。而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如此落后,何以能产生后现代主义文化?有什么必要搞后现代主义研究?这种观点显然是对后现代文化和后现代研究的误读。中国目前不仅远远没有进入西方意义上的后现代社会而且还有很多很不“现代”的(甚至封建的)东西。但是,中国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并不等于中国没有发生后现代。在当代中国,从生活方式到生活态度,到人生艺术,不难看到后现代的幽灵。如刻意将多种视觉、听觉符号拼贴在一起的音乐电视、表演就是一切的卡拉ＯＫ美声、民歌、通俗作品、摇滚,乃至京剧大联唱、同台演出的文艺晚会、肥皂剧、商业电影、小说、故事合力拓出的时空倒错的新编历史剧等等构成了人们天天都会接触到的后现代娱乐天地,以及后现代的宣传策略、后现代的写作体裁等等,无不显示出了后现代文化的症候。如果仅仅依据“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怎么可能出现后现代”、“后现代不符合中国国情”这类公式,就否定后现代在中国发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后现代在中国的“发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后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特殊语境和２０世纪世界文化的大语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一种因素。根据杰姆逊的看法,产生后现代性的条件至少包括这样三个:资本的全球性运作,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其他高科技的冲击,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在这三者中,资本的全球性运作无疑居于首要地位。由于全球化的作用,卫星电视和通讯超越时空的信息传递,任何本地生活的有效性,都不再局限于吉登斯所谓的“在场的有效性”,与“不在场的文化”共在或共享并非是一件难事。这样,在全球化作用下,诞生于西方社会特定语境中的后现代文化,就不能不波及包括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在内的一批新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当我们将全球化因素引入分析框架之后,后现代在中国发生问题便变得可以理解了:它乃是全球文化想象与中国既定现实相混淆的一种文化情势,是在西方首先出现而逐渐波及全球(包括中国)的世界性潮流。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重要的就不再是争论后现代是否在中国发生了,而是在承认它的发生的前提下,探讨这一世界性潮流在中国的具体存在状况,它在中国的特殊问题所在,等等。
注释:①【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页。②转引自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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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动过程中,中国人逐渐地培育出了对待外来文化的一种相当开放的民族文化心理。它首先表现在社会心理空间的拓展上。人们开始摆脱那种把中国文化看成人类唯一的文明,把中国的生活方式视为唯一的或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的狭隘、保守、妄自尊大的传统文化心理,意识到天地的广阔和世界的多样性,也看到了自己的落后,看到了天外有天,因此而产生了愈来愈强烈的不满现状、积极进取的心理。人们不但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前所未见的新事物,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各种新知识,而且积极引进、模仿、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拿来主义”成了一股汹涌的潮流。随着社会心理空间的拓展,人们的改革开放、开拓创新意识不断增强,中国人正以博大的胸怀迎接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潮流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潮流,走向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其次,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辩证态度上。过去许多中国人曾以一种封闭的、形而上学的文化心理看待外来文化,难以对外来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作出正确的鉴别,往往在憎恨外来文化中消极成分的同时,也憎恨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尤其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与殖民主义的侵略相伴随的,这就使民族矛盾与文化矛盾交织在一起,对民族存亡的关注与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交织在一起,西方文化的进入与民族感情的被伤害、民族自尊心的失落交织在一起,使相当多的人划不清维护主权与盲目排外的界限。经过曲折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经过２０余年的对外开放,人们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逐渐变得明达和辩证,能够相当理智地而不是偏激地看待外来文化,逐渐学会把外来文化中那些具有全人类共享性、继承性、融合性的先进文明成果与外来文化中的消极面加以区分,分别对待,而不是一概排斥。再次,表现在责任感、紧迫感和忧患意识的形成上。对外开放以来,中国人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意识到新的科技革命的严峻挑战,感受到市场和综合国力较量的巨大压力,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也愈来愈深刻地理解了这场激烈而持久的竞争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关系到中国能否经受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的挑战,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毫无疑问,对待外来文化的一种相当开放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既是多年来中国文化实践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的直接结果,也是外部世界对本土文化影响的一种必然产物。在一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体的互相作用的时代,对外来文化采取一种相当开放的立场,乃是获得本土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与权利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外部世界对本土文化的介入,必然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其中之一是促进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现代化。一些学者在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发现,现代性其实和个体对世界的开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人接受现代性的影响时,事实上也就开始了人的现代化的进程。根据英格尔斯的看法,所谓“现代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状态”,“我们的信念是,具有那些现代特性的社会鼓励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的发展。当然,具有这些特性的社会机体需要有效的运行,也正需要这种类型的人。鉴于人们已接受‘现代的’这个形容词来描绘这种类型的社会,所以,有理由使用这个词来描述我们认为同这一种类型的社会秩序有密切关系的人。”①毋庸讳言,社会的现代化最早发生在西方,也最先普及于西方。但是,现代化所代表的那种生产方式和文化类型并不就是西方所独享或专有的东西,它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不过西方较早地进入了这个阶段。同样,有理由认为,现代性与人的现代化也最早孕育于西方文化,最先普及于西方社会,但是,现代性与人的现代化所代表的那些文化价值观念并不就是西方人所独享或专有的,只不过西方社会较早地发育出了现代性并实现了人的现代化。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当一个发展中国家以现代化为目标时,必然要接受那些最先孕育于西方并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现代性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这种转变显然既是国内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作用所致,也是外部世界尤其是现代性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兹举两例。能忍耐,讲调和,保守知足,对商务和冒险缺乏兴趣和热情,缺乏竞争、效益、商品等意识,是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的重要特征之一。随着外来文明的传入,这些传统文化心理受到了强烈的震憾。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人们广泛使用各种进口和组装的产品,频繁地与外国企业、三资企业打交道,大量接触外国人士和外国的精神产品,因此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强化了竞争观念、时间观念、效率观念、商品意识、服务意识和效益意识。当代中国人法制意识的强化,也是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当今世界各个发达国家大多注重依法治国。西方各国不仅非常重视法律制度,制定了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在内的周密、全面的法律体系,并善于运用法律来调节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使社会生活走上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在现实生活中,依法办事和处世已成为西方大多数人的生活信条。而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有不少刑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也有相应法律原则,但人治传统却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制”,其实是以人治为其本质特征的,仅仅是人治的附属物而已。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经济发达国家法制精神的传入,无疑有力地冲击着中国的人治传统,促进了人们法制意识的增强。
第三,外部世界对本土文化介入所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文化媒介化之后的“远距作用”。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文化的发展变动与世界潮流的同步。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远距作用,即全球化不断强化的趋势和瞬间全球通讯以及公众交通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关心的是在场和缺席的交叉社会事件以及“远处的”社会关系与本地的语境性交错。由于文化本身不断被媒介化,因此,本土的语境也就带有全球化的特征。他进一步指出,“从文化上说,全球化倾向于生产出文化散播。趣味、习性和信仰的共同体常常显得偏离了本土和民族的限制。散播文化的特质往往是标准的,它受到了大众广告和文化商品化的影响。从西服到牛仔服的服饰风格,音乐、电影的趣味甚至宗教都呈现出全球的特征。文化散播不再限于人们身体的移动,尽管这在以前是很重要的”。②在文化媒介化所产生的远距作用下,中国的本土文化显然也已被深深地打上了全球化的印记,并出现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多元、异质文化并存的格局。这种现象既表现在外部世界皮尔•卡丹时装、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电影、卡拉ＯＫ、肥皂剧、流行音乐等消费性文化、时尚和大众文化在中国的流行上,同时也表现在外来意识形态、艺术风格等严肃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上。改革开放以来,诸如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尼采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实用主义、后结构主义、解释学、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纷纷在中国本土的舞台上出场,并进入中国文化肌理。对这种现象,如果脱离全球化的语境和文化媒介化所产生的远距作用,便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近年中国知识界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争论,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对后现代研究在中国的合法性进行质疑的最有力的论据似乎在于:后现代话语具有明确的地理和社会局限。因为后现代主义是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文化人较自由和奢侈的生活条件有关。而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如此落后,何以能产生后现代主义文化?有什么必要搞后现代主义研究?这种观点显然是对后现代文化和后现代研究的误读。中国目前不仅远远没有进入西方意义上的后现代社会而且还有很多很不“现代”的(甚至封建的)东西。但是,中国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并不等于中国没有发生后现代。在当代中国,从生活方式到生活态度,到人生艺术,不难看到后现代的幽灵。如刻意将多种视觉、听觉符号拼贴在一起的音乐电视、表演就是一切的卡拉ＯＫ美声、民歌、通俗作品、摇滚,乃至京剧大联唱、同台演出的文艺晚会、肥皂剧、商业电影、小说、故事合力拓出的时空倒错的新编历史剧等等构成了人们天天都会接触到的后现代娱乐天地,以及后现代的宣传策略、后现代的写作体裁等等,无不显示出了后现代文化的症候。如果仅仅依据“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怎么可能出现后现代”、“后现代不符合中国国情”这类公式,就否定后现代在中国发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后现代在中国的“发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后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特殊语境和２０世纪世界文化的大语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一种因素。根据杰姆逊的看法,产生后现代性的条件至少包括这样三个:资本的全球性运作,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其他高科技的冲击,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在这三者中,资本的全球性运作无疑居于首要地位。由于全球化的作用,卫星电视和通讯超越时空的信息传递,任何本地生活的有效性,都不再局限于吉登斯所谓的“在场的有效性”,与“不在场的文化”共在或共享并非是一件难事。这样,在全球化作用下,诞生于西方社会特定语境中的后现代文化,就不能不波及包括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在内的一批新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当我们将全球化因素引入分析框架之后,后现代在中国发生问题便变得可以理解了:它乃是全球文化想象与中国既定现实相混淆的一种文化情势,是在西方首先出现而逐渐波及全球(包括中国)的世界性潮流。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重要的就不再是争论后现代是否在中国发生了,而是在承认它的发生的前提下,探讨这一世界性潮流在中国的具体存在状况,它在中国的特殊问题所在,等等。
注释:①【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页。②转引自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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