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封建；郡县；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

    [摘要]清末民初，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先进中国人参考日译新名“封建”，初步形成兼容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用以表述中国、日本、欧洲的相关历史时段，较成功地实现了古今“封建”义的承袭与转换、中西义的对接与涵化。由于尚未能做深入的学术论证，清民之际学人的封建观无力抵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退隐而去，但其包蕴的合理精义，值得我们重温。

The Concept of Feudal at the Turn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A Worthwhile Review

Key Words:feudal; prefecture county; feudal times; feudal system; feudal society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ramshackle Qing Dynasty to the emergent Republic, a new concept of feudal which integrated meanings used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est, with the Japanese translating antecedent, began to crystallize in the minds of such progress-seeking Chinese as Huang Zunxian, Liang Qichao, Yah Fu, Zhang Taiyan, and Sun Zhongshan, who used it to denote the historical phase of China, Japan and Europe. This new "feudal" concept achieved quite a success in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feudal" from ancient to present, and in the link-up and integration of its Chinese and Western meanings. By default of profound academic argument, however, its theoretical faintness failed to resist the generalized "feudal" concept arising to be aggressively dominant afterwards. It subsided, but it is yet still worthwhile for us to make a review of its reasonable cores.

在汉字文化圈，日本率先于19世纪70年代以“封建”对译西方史学术语feudalism，至19世纪80～90年代，“封建”已在日本成为一个流行的新名，它是这一汉字词古典义(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与feudalism西方义(封土、采邑)相通约的产物。而恰在此时，中国人开始注目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借用包括“封建”在内的日译新名也自此开启端绪。经过一段消化吸纳，清末民初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形成自己的封建观，并以之表述、诠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特定段落。

一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的“封建”用例

以笔者阅览所及，中国人最先称日本前近代社会为“封建”并介绍明治维新“废封建”举措的，是清朝驻日本外交官黄遵宪(1848～1905)的诗文。

    (一)《日本杂事诗》的“封建”用例

    黄氏是中国深入考察、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人。1877～1882年，他以清朝驻日使馆参赞的身份，在日本渡过四年多，直接观察、感受明治维新，并留下史志体的《日本国志》以及吟咏日本政事、民情的《日本杂事诗》。两书多有述及“封建”的处所。

  《日本杂事诗》卷一第6首，有“剑光重拂镜新磨，六百年来返太阿”之句，黄氏自注云：“源、平以还，如周之东君，拥虚位而已。明治元年德川氏废，王政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1](p36)讲的是自源氏、平氏形成武门政治格局、导致封藩林立以后，天皇成为类似东周天子那样的虚君，直至明治间废除德川幕府，才由六七百年的封建制复归王政(中央集权制)。

    第31首有“国造分司旧典刊，华花莫别进贤冠。而今指令诸台省，押印唯凭太政官”之句，讲的是明治维新改变武门柄政、集权于中央的太政官。黄氏对这段诗句作注曰，“犹变封建为郡县也”，此为画龙点睛之笔。光绪十六年(1890)，黄氏在伦敦改订《日本杂事诗》，上述诗句变为：“国造分司旧典刊，百僚亦废位阶冠。紫泥钤印青头押，指令惟推太政官。”大意略同，而变封建制为中央集权制的含义更加明确。黄氏对这段诗作的注文曰：

上古封建，号为国造。奉方职者，一百四十有四。后废国造，置国司，犹变封建为郡县也。天智十年，始置太政大臣(三公首职，犹汉相国)、左大臣、右大臣，相沿至今。然自武门柄政，复为封建，太政官势同虚设。明治维新后，乃一一复古，斟酌损益于汉制、欧逻巴制，彬彬备矣。曰太政官，有大臣参议，佐王出治，以达其政于诸省。[1](P67)

    黄遵宪此一诠释，用语古雅，然其历史观念却相当先进，对日本从古代到近代政治体制的变迁，梳理得十分清晰：日本古代由封建变郡县，中世又从郡县复为封建，明治维新时期，参酌中国秦以下的郡县制、欧洲各国近代政制建立起以太政官为主官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日本杂事诗》光绪十六年改订本，对原本删7首，增53首，所增之一为：

呼天不见群龙首，动地齐闻万马嘶。甫变世官封建制，竞标名字党人碑。[1](p38)

明确指出，明治维新的重要举措——废藩置县的要领，是改变职官世袭的封建制，代之以郡县制，进而形成近代政党政治。黄氏将近代政党与汉唐宋明之党社相比拟，担心因政党政治引发党争之流弊。

  《日本杂事诗》运用新名不少，据统计约120个，源于日译欧美的新名约70个，如“国会”、“政党”、“民权”、“解放”、“自由”、“共和”、“改选”、“中学”、“记者”、“博物馆”、“警视厅”、“火轮舟”、“窥朦镜”等；取自日本固有词语约50个，如“国学”、“国字”、“权妻”、“艺妓”、“太政官”、“伊吕波”等。黄遵宪所用“封建”、“封建制”，既是对日本当时流行的新名的采用，也是对汉语旧名的袭用。

    (二)《日本国志》的“封建”用例

    黄氏的《日本国志》(该书虽于1896年出版，但1887年已经撰成)也论及“封建”，称日本古代各州遍设朝廷任命的国司、郡司，“一变而为郡县”。至镰仓幕府时期，“裂地以授家臣”，“地头往往世袭，国司不复赴任，于是封建之势渐成”。至足利幕府时期，这种分权态势更加明显——

分国郡而封家臣，称为守护，三管领四职以下，皆以地传之子孙。……于是形势一变而为封建。……关原役毕，德川氏统率诸氏，分封其子弟功臣；其后加削增减，颇易旧封。[2](《地理志》)

    在介绍镰仓、足利、德川三个幕府时期的封建制以后，黄氏论述明治维新在“复古”的名义下，变封建为郡县，文曰：

明治四年废藩置县，复为郡县之治，凡五畿七道七十三国，二京三府六镇三十六县。[2](《地理志》)

    黄氏《日本国志》的上述文字，精要地概述了日本封建制从成长到消弭的全过程，反映了日本政制变迁的实况。

黄遵宪在诗文中并未对“封建”一词重新下定义，然考其语境，他的“封建”，古义与近义、中义与西义贯通无碍，实属高明之语用，是清末民初开眼看世界的士人使用新名“封建”的先导。戊戌变法前夕，中国报刊常称日本江户时代为“封建”、称明治维新为“废封建”，如《时务报》1897年7月29日载文曰：“日本既废封建制度”，“当是时民间风气大开”；《知新报》1898年7月9日载文曰：“善夫，日本之维新也……削大将军之权，移封建为县郡，知县以亲王领之，故下情无不上达。”此种“封建”用例，都与黄遵宪诗文一脉相通。

二  梁启超兼容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

    中国人较自觉地将“封建”作为表述历史时代的新名使用，开端于黄遵宪的友人梁启超(1873～1929)。

(一)“封建世卿之世”

    梁启超以“封建”一词用之于划分历史段落，始于1896年撰写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该文仿公羊传“三世说”，将历史分为“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三个阶段，这种划分显然参酌了西方史学的古代“多头政治”、中世“君主政治”、近代“民主政治”的三段划分。梁启超又将古代的“多君为政之世”区分为前后两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