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3](第一册，p96)

“酋长之世”，即氏族制时代；“封建及世卿之世”，即实行分封制、世卿世禄制的封建时代，他解说道：

封建者，天子与诸侯俱据土而治……诸侯与天子同有无限之权，故谓之多君。[3](第一册,p97)

    以“多君”释“封建”，点化出“封建”古义的精髓，又明确地将“封建及世卿之世”视做一个历史时代，上承氏族时代(“酋长之世”)，下接专制帝制时代(“一君为政之世”)。

    该文还比较中、日、西洋封建制的变迁，指出“封建世卿”制难以退出政治舞台，表明梁氏已将“封建”视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梁氏说：

世卿之多君，地球各国，自中土以外，罕有能变者。日本受毒最久。藤原以后，政柄下移，大将军诸侯王之权，过于天皇。直至明治维新，凡千余年，乃始克革。今俄之皇族，世在要津。英之世爵，主持上议院，乃至法人既变民政，而前朝爵胄，犹潜滋暗窥，渐移国权。盖甚矣变之之难也。[3](第一册，p97)

    梁氏1898年秋开始流亡日本，其后所撰论史文章，继续在“分封”、“分权”的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参考日译西方历史分期专词，采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等新短语。

    (二)  “封建时代”

    梁氏1899年在《清议报》第17册(6月8日)、第26册(9月5日)连载(后又于9月在日本刊物《太阳》第5卷第20号发表)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论及中国与欧洲的国体相同之处：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封建时代。他指出：

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其相同之点最多，即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是也。彼此皆列国并立。[3](第一册，P312～313)

    梁氏把中国周代国体与古希腊国体相类比，又将“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做近义短语并列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梁氏明确地将秦以后的两千余年排除在“封建时代”之外。文曰：

  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中间如汉时封子弟为王，功臣为侯，晋时之八王，明代之燕王、宸濠等，虽有封建之举，不移时而遂变灭，不成其列国之形也。[3](第一册，p313)

    梁启超区分了狭义封建与广义封建，指出秦行郡县制，已结束狭义封建制，而此后封爵建藩虽持续不辍，但并不构成社会制度主流，故秦以后已告别“封建时代”。梁氏将“封建时代”的特点归之为“贵族政治、列国并立、阶级之风”，兼合“封建”古典义和西洋义。至于“秦汉至今日”，梁氏则名之为“统一时代”，并认为“是为中国国体与欧洲大异之一事”。[3](第一册，p313)又称秦以后为“无贵族之国，其民可谓之无阶级之民。是又为中国国体与欧洲大异之一事”[3](第一册，p314)。这一论述表明，梁氏既采用来自西方的术语，又能区分中西历史的差异，不以西方史序列套用中国史。

    1901年，梁氏著《中国史叙论》，其“第八节时代之区分”，参照西洋人所著世界史的“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的划分，将中国史分为“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世界之中国”。在论及上世史时，指出此一阶段的特点：

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据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3](第一册，p453)

将周人东进、实行封建制，作为中国上世史最主要的标志性内容。至于中国的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梁氏则称之为“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3](第一册，p453)，而决不冠以“封建时代”。

    总之，梁启超将“封建时代”视为中国古史的一个阶段，并不与他所处的时代相衔接，在“封建”与“近代”之间有一漫长历程，梁氏或名之“统一时代”，或名之“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他还致力于探究中国封建制的特色，并由此追究中国历史走向的缘由。

    (三)  “封建制度”

    1902年梁氏撰《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其第二章为“封建制度之渐革”，内称：“封建何自起，起于周。封建云者，以其既得之土地而分与其人之谓也。”又论及春秋战国至秦由地方分权趋于中央集权，“及秦始皇夷六国，置郡县，而封建之迹一扫”。显然是从“封土建国”之义上谈“封建制度”的，明确地称周制为“封建制度”，秦以后则“封建之迹一扫”。

    该章“附论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日本比较”，提出并试图解答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封建之运，东西所同也。中国有之，日本有之，欧洲亦有之。然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何也?欧洲有市府而中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3](第二册，p777)

    梁氏认识到中国、欧洲、日本都有过土地、人口分封的时代，而中国与欧洲、日本的差异在于，欧洲有市民社会、市民政权，中国则无；日本有士族阶层，中国则无。这便导致了欧、日“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这一论述卓有见地，却又稍嫌简单，然所使用之“封建”一词，较好地实现了中一西一日史学术语的通约，其关于中、欧、日封建制历史演进路径的思考，又显示了一种政治理念的前沿性。

    (四)“封建社会”

    旅日十余年的梁启超，对明治维新的“反封建”及其艰巨性是深有领悟的，他1910年撰文日：

日本当维新伊始，八百年封建社会一旦破坏，而天子无尺土，府库无一钱，其艰难为如何?[4](卷23，p62)

这里使用的新短语“封建社会”，既是古典词“封建”的延伸，又是日制新名的采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梁启超游历欧洲，其所见所思，书之于1920年3～8月连载于《晨报》副刊的《欧游心影录》，其中在论及欧洲近世文明的三个来源(封建制度、希腊哲学、耶稣教)时，梁氏对“封建制度”所做界定，吸取了西欧史学界的观点，又与“封建”古义保持联系。

综观梁启超论著，可以发现，以观点多变著称的梁氏，在新名“封建”的运用上，却做到了概念的首尾一贯，坚持了古义与西义的统一。而且，梁氏是中国较早使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等新名的学者，从梁氏使用这些新名的上下文考析，含义相当准确。梁氏不愧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山者。

三  严复以“封建”译feudalism

    严复等从事中—英翻译的中国学者，将feudal- ism与“封建”在“封土建国”之义上加以对接，这虽在日本以“封建”翻译feudalism之后约20年，但并非转用日本译名，而是直接从西语译来，故仍可视做中国富于中西文化通识的翻译家的独立制作。

    (一)从音译(拂特)到意译(封建)

严复先生(1854～1921)对中、西“封建”义兼有认识，而且在对译时取慎重态度。1897～1900年间，严氏翻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译名《原富》)时，对feudalism取音译，谓“拂特”，或取音意合译，谓“拂特之制”、“拂特之俗”。以后，严氏1903年把英国学者甄克思(E．Jenks 1861～1939)的A History of Politics(可直译为《政治学的历史》)译为《社会通诠》，该译本将feudalism意译作“封建之制”(有时也音译“拂特”)。严译《社会通诠》称，社会进化的三阶段为图腾社会(又称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又称国家社会)，而宗法社会过渡到军国社会，中间经过了封建时代，译文有这样的表述：

封建者，宗法、军国二社会间之闰位也。[5](p75)

严复在《译社会通诠自序》中介绍甄克思的历史分期观点：社会进化之阶段为“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而“由宗法以进于国家”，有一过渡形态：

而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业大抵犹耕稼也。[6](第1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