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值得注意处有二：其一，把古代宗法社会向国家社会(指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过渡演变的中间环节称之“封建”。其二，封建社会是定居农耕文明的产物。这是颇富世界史通识的见解。

    (二)  严译“封建”兼及古义与西义

    经严复的翻译与诠释，“封建”从原指一种政制举措(封爵建藩)的旧名，演变为指一种社会形态、历史时段的新名。而严译“封建”在向新名转化的过程中，并未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脱钩，而是沿着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做合理引申。这种引申义又与对译词feudalism的含义(领主制、采邑制)彼此契合，从而达成古义与今义的因革互见、中义与西义的交融涵化。

    严复还论及欧洲步入封建社会的时间：

其趾封建，略当中国唐宋间。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仅仅前今一二百年而已。[6](第1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6)

 

称唐宋之际(即公元9世纪左右)欧洲迈进封建社会门槛，18世纪前后方结束封建制度。这一论述遵从欧洲史学界关于中世纪的起讫判断。严氏未将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的时间段强行拉扯到一起，指出中国的封建时代大大先于西欧，他说：

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迄于周，中国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诵宗法，亦于此时最备……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地，燔诗书，坑儒士，其为法欲国主而外，无咫尺之势。此虽霸朝之事，侵夺民权，而迹其所为，非将转宗法之故，以为军国社会者欤?[6](第1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6)

 

    严氏特意点明：尧舜至周两千载为“封建时代”，而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天下，行郡县、开阡陌，乃一巨变，从而将“封建”与“郡县”对称，其所说“封建之时代”指实行分封制的时代。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封建时代，下迄于周代，不包含秦以后，与西欧封建制在时段上相错甚远。至于秦汉以后，严复称为“法专于国主”的“霸朝”(即专制帝制)，并将秦以后的社会用设问句名之——“以为军国社会者欤?”

综论之，严复所用“封建”包蕴的概念，兼及该词的古汉语义与feudalism的西义。他用此一古今融会、中西通约的新名“封建”，表述中国、西欧历史中不同时段的近似制度，从而指示了“封建”这一新名运用的合理途径。

 

四  章太炎“封建”观的前后变更

 

    近代学者关注“封建”论题的突出人物还有章太炎先生(1869～1936)。

    (一)从抑制君主集权角度肯定“封建”

    与严复有别，章太炎是从中国传统史学视角讨论“封建”，大体承袭顾炎武，从“分治”意义上探究“封建”的价值。1899年10月，章氏撰《藩镇论》，开篇即说：“自封建之法不行于后世，于是策时事者每以藩镇跋扈为忧，是其言则孤秦陋宋之冢嗣也。”[7](上册,《藩镇论》，p99)他把批评封建制导致藩镇割据的言论斥之为“孤秦陋宋”，原因在于，章氏痛恶专制君主集权，向往宪政，并寄望藩镇在君主专制向宪政转变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章氏说：

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若皇德贞观，廓夷旧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7](上册，《藩镇论》，p102)

 

章氏期待中国的封疆大吏仿效日本萨摩、长州等西南强藩支持维新，维新后又能将藩地交还朝廷，如能这样，藩镇就化消极为积极，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因素。

    同年，章太炎又作《分镇》，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征引唐人马周、李百药、柳宗元批评封建制、倡导郡县制的名论之后，指出这些言论产生在国家清明之时，“未有外侮，其论议固足以自守也”。而宋代外患严重，“李纲始有分镇之议”，由此章氏认为“封建”并非一概皆坏，“郡县”并非一切都好，他说：

然后知封建之说未必非，而郡县之说未必韪也。[7](上册，《藩镇论》，p104)

 

    1900年，章氏鉴于戊戌政变以来的事实，对封疆大吏全然失望，称“今督抚色厉中干”，遂作《分镇匡谬》，修改前说。[7](上册，《藩镇论》，p107)

    综上可见，章太炎是从“封建”古义(封爵建藩)上讨论中外封建制的，他并不认同将“封建”对应西洋术语。严复的译作《社会通诠》，在中国首次以“封建”对译feudalism。该书的面世，为中国人引入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框架[蛮夷社会一宗法社会(其前段为封建时代)一军国社会]。梁启超及陈独秀都受到严译的影响，而章太炎则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力驳严译，他于1907年3月在《民报》第12号发表《社会通诠商兑》，批评《社会通诠》构筑的历史分期，章氏指出，“泰西群籍”所列“条例”，不能照套“亚东之事”，若论及亚东史迹，“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他说：

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

 

这里的“一方”即指西方，章太炎不赞成以西方史学框架概括中国历史实际，因而不能认可严复将“封建”对应feudalism的译述。

    (二)  以“封建”比附代议政体

    随着西学知识的增长，后来章太炎的观点有所发展，他1908年10月作《代议然否》，将“封建”比附西欧代议制的贵族院，文曰：

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弗为也。[7](上册，《藩镇论》，p456)

 

    章氏论“封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洞察到，前近代中、日两国政制的重大差异：中国“去封建远”，日本“去封建近”，因此两国政制近代化的基点不同：

议者欲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宪之制，庸下者且沾沾规日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7](上册，《藩镇论》，p456)

 

章氏认为，民皆平等、无贵庶之分的中国，不宜设上院(贵族院)，也就不宜实行代议制。章氏还认定，作为“封建之变相”的代议制，“必不如专制为善”，遂从否定代议制走向否定“封建”，从而与早年因倡导分治而肯定“封建”发生了大的改变。可见，章氏的封建观是随其现实的政治主张的转换而变更的。然而，章氏的封建观虽有大的更革，但所用“封建”一名的内涵，始终保持着与本义的联系。同时，他在论述中已把封建制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考察，并进行中西、中日之间的国别比较，其用语固然古色古香，所透露的政治理念也可能在激进与保守间摆动，但他围绕“封建”提出的论题(如反专制的政治改革问题、代议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问题)却颇富前沿性，视野可谓宽阔而深邃。

五  孙中山论“封建”
 
    作为兼通中西之学的政治家孙中山先生(1866～1925)准确地把握了史学术语“封建”的内涵(封邦建藩)和外延(中国殷周时期、欧洲中世纪)，他力倡的政治革命，即“民权主义”，其“一扫而尽”的目标是君主专制政体。①
    (一)  慎拒“反封建”提法
    孙氏一生提出过许多革命口号，如早年的“振兴中华”、“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中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乃至晚年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却从未提过“反封建”的口号，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封建”旗帜之际，孙中山也没有苟同“反封建”的提法。直至晚年，孙中山继续在“封土封臣”、“贵族世袭制”的意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在此一含义上比较、品评中西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晚年仰慕列宁及俄国革命，称列宁为“人师国友”，又有“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之说，[8](下册，p1052)然而孙氏并不一概信从来自苏俄的提法。1922年以降，苏俄和共产国际关于现实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说传人中国，但孙中山只采纳前者，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取“半殖民地”说，孙中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