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此前后的用语是“次殖民地”，而对中国“半封建”说则加以抵制。孙中山认为封建制在中国已结束两千多年，他终生未提“反封建”一类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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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其1906年发表的《[民报]发刊词》、《民族的国民的社会的国家》等文。
 
    (二)  综合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
    孙中山对“封建”的认识有两大特色，一是会通中西，二是首尾一致。直至晚年，孙氏认为，秦代已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比欧洲直到中世纪末、近代初的“打破封建”早了两千年。孙氏1924年1～8月在广州作《三民主义十六讲》系列演说，其中《民权主义六讲》的第三讲说：
欧洲两百多年以前还是在封建时代，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相同。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欧洲没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国比较起来，欧洲的专制要比中国厉害得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世袭制度。当时欧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贵族，代代都世袭贵族，不去做别种事业；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袭一种事业，不能够去做别种事业。……中国自古代封建制度破坏以后，这种限制也完全打破。[8](上册，p164)
 
    孙中山在这里较准确地把握了“封建时代”、“封建制度”的含意，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封建制度”(指殷周封建制)与“罗马亡了之后，欧洲列国并峙”相类比，认为“罗马变成列国，成了封建制度”。[8](上册，p150)讲演中，孙氏流露出因中国比欧洲较早结束封建历史而产生的自豪感，却没有回答先期终结封建的中国近代何以会落后于欧洲。而前文提及的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其第二章的“附论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日本比较”则对此有所解答：“欧洲、日本，皆封建灭而民权之代兴。”“中国不然，数千年来曾无有士民参与政治之事……兴封建者君主也，废封建者亦君主也，以封建自卫者君主也，与封建为仇者亦君主也。”梁氏指出，这便是“何以中国封建之运之衰，远在欧之先，而专制之运之长，反远在欧洲之后也”的症结所在。[3](第二册，p777)就此而论，梁启超有更深一层的识见。
    清末民初是“封建”演为近代史学术语以后作为新名在中国使用的第一阶段。其时所用新名“封建”，既远衔古汉语义，也切合西义，在概念上都保持了前后一贯。清民之际学人议“封建”，较少从社会经济立论，而多从政制角度着眼，认为中国的西周封建制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日本中世及近世的武门柄政颇相近，其共同特征是：封土建国、领主执掌封地、世袭贵族执政、国家主权分散，与秦汉以降实行的帝王君临天下、土地自由买卖、官僚考选产生，由非世袭的流官制、郡县制所确保的中央集权政制恰成对照。
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大体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人的封建观。他们论“封建”，当然有深浅之别，却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既不坐井观天、固守本义，又不尽弃本义，妄意引申，而是遵循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如此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外延不仅指殷周政制，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政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历史继承性与进步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然而，清民之际的论者，还缺乏深广的学术准备，尚未能全方位考察社会形态，尤其缺乏经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故其封建观在理论上尚显单弱，不足以抵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的挑战，故在20世纪30年代以下，逐渐隐退于主流之外，然其蕴藏的合理精义，值得我辈认真体味。
 
参考文献：
[1]  钟叔和．日本杂事诗广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  黄遵宪．日本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严复．社会通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  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Z]．北京：中华书局，1977．
[8]  孟庆鹏．孙中山文集[Z]．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