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日益濒临于危殆的生死存亡的时刻。在这一时期，王国维由。王国维以开一代新风的气概，不仅对旧红学的研究方法提出有力的批评，而且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显示了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旺盛生命力。在王国维之前，还从没有一个人以如此系统的哲学和美学理论对作品作过如此富于逻辑思辨力的分析和评论，其开创之功昭然可见。尽管在文中他几乎完全搬用叔本华的观点，所表达的思想倾向也是明显消极的，但他不满足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那种感悟式评点或纯粹实证式的考据、注疏和索隐的批评套路，大胆从西方哲学与美学中借鉴科学研究的方法，从而另辟蹊径，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应充分肯定的。聂振斌先生指出：“《红楼梦评论》是在中国人尚不知‘美学’为何物的时代写出来的。它是在新潮流（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影响下，冲破中国文学批评的封闭状态，用西方美学新观念、新方法，观察、分析中国文学批评实际的最先尝试，开阔了中国人的审美眼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最早发现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学价值，是《红楼梦》研究中用悲剧理论和科学分析方法写出的第一部系统之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6]这一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


　　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有“兴于诗”、“成于乐”的论述，这可视为我国美育思想的萌芽，而明确提出“美育”概念的第一人是王国维。1903年到1906年，王国维先后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孔子之美育主义》、《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等专门研究美育和教育问题的重要论文。文章的数量虽不算多，但其价值却不容忽视。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思考的，且极富哲学深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比如：《去毒篇》针对当时国人普遍的精神状态以及鸦片屡禁不止的现实，深刻论证了实施美育的迫切性；《人间嗜好之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即通过对人的“嗜好”所由产生的原因、内容、特征的具体研究，深入论证了实施美育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论教育之宗旨》从教育的宗旨出发，通过分析美育与智育、德育的关系，阐述了美育的特点及其任务。这些论证和阐述对“美育”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的确立和实施，无疑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