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探索蚩尤文化的另类线索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在中国古代文献、神话传说中为部落首领、领袖人物者，仅有两个被称为“君”：一是盘古，二是蚩尤。
《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记》：“盘古之君，龙首蛇首，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
《尚书·吕刑》注：“九黎之君，号曰蚩尤”；唐陆德明《尚书释文》引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战中策•秦策一》高诱注：“蚩尤，九黎民之君子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孔安国语：“九黎君，号蚩尤是也”。
我们知道盘古完全是人为创造的一位创世大神，所以真正为传说时代部落首领、领袖人物称“君”者，实际只有蚩尤一人。其他“三皇五帝”从遂人、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到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均称“皇”称“帝”，乃至女娲、共工、祝融亦如此，各自居于不同的“三皇五帝”谱系中。蚩尤是一个例外，没有进入任何一种“三皇五帝”谱系，非“皇”非“帝”而为“君”。蚩尤在古书中的这种称谓显得很另类，根据这种另类的称谓“君”去探索蚩尤和蚩尤裔的文化，按理说是顺理成章或可能的。
古有三苗国，在长江流域。
《战国策·魏策二》：“苗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吴起列传》：“昔三苗氏，左洞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右彭蠡。”《韩诗外传》卷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在彭蠡、洞庭之野”。这些说法大同小异，但可判断，三苗国、三苗族当主要居于今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
今苗族主要居于云、贵、川、湘交界地区，而其族源可上溯至三苗、九黎和蚩尤。龙文玉《苗族与楚族》说：“现代湘西苗族《迁徙歌》中，自称祖先从江汉流域的苗国迁过来的”（龙文玉《苗族与楚族》，《求索》1982年第2期）。蒋南华《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报道：“生活在贵州各地的苗族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江西彭蠡和湖南洞庭湖一带迁徙到贵州的。在他们今天的表葬习俗中，还流传着护送死者灵魂返回洞庭湖老家的巫祝活动”，而洞庭湖地区，正有一著名的“君山”。不仅如此，“传说洞庭湖中的君山，原名苗山，是苗族先人休养生息的地方”（蒋南华著《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165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君山”将蚩尤、古三苗与今苗族联结在一起，或证古三苗与今苗族确为蚩尤后裔，或证以“君”之称去探寻蚩尤和蚩尤裔文化、遗迹确有可行之处。
俞伟超先生认为，以江汉平原为分布中心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当为三苗文化（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杨新改、韩建业通过对“禹征三苗”及江汉平原史前考古学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据古书载，尧、舜、禹时期屡伐三苗，因此可推断，三苗族、三苗文化在长江流域也有一个南迁过程，即早期在长江以北，后迁至洞庭湖、鄱阳湖地区。
据考古学研究，屈家岭文化最初是由分布于江汉东部地区的油子岭一期一类遗存发展而来，而后者实际上是在钟祥边畈早期一类遗存的基础上，融合了大量大溪文化因素而形成。由于与边畈早期一类遗存最近似的先行文化为仰韶文化后岗类型，所以学者推测前者极可能是后岗类型的人们南向移居的结果（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后岗类型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地区，苗族有大量的传说、史诗讲述其祖先蚩尤在黄河流域、在北方与炎黄发生战争而失败，导致蚩尤裔南迁，传说与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关系吻合。
蚩尤为九黎之君，说明“九黎”与蚩尤同时，而“三苗”年代当晚于“九黎”，《国语·楚语下》说“三苗复九黎之德”亦可证二者年代有先后。三苗国、三苗族在长江流域，传说中的炎黄蚩战争发生在北方“冀州”而不在长江流域，所以蚩尤文化、九黎族可能与后岗类型有关。后岗类型分布的地区，正是蚩尤遗迹、九黎族遗迹最多的地方：蚩尤冢集中分布在河南东北部、山东西部如河南台前、山东巨野、汶上等地；古代黎国、黎地则集中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黄河沿线，如山西黎城、潞城、长治、壶关一带为春秋时黎国所在，汉之魏郡有黎阳在今河南浚县，东郡有黎县在今山东郓城县西。后岗类型影响之处，都与蚩尤事相关：如后岗类型分布到山东地区，古史传说中有“蚩尤伐空桑”一事，后岗类型影响远及今河北涿鹿、北京延庆一带，那里有不少与蚩尤、黄帝相关的遗迹、传说。
但是炎黄蚩战争并非发生在今之河北、冀西北：
其一，如果以西水坡45号墓死者为被杀之蚩尤，其年代在前4500年左右。按后岗类型为蚩尤、九黎族文化，则半坡类型当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当为黄帝文化（炎黄为徐旭生所说之“华夏集团”，应在陕、晋、豫地区）。在前4500年左右，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及其先行文化均未发展至今日之冀中、冀西北涿鹿、阪泉一带，故炎黄与蚩尤之战无从说起。
其二，后岗类型的年代约为前4500—前4000年，可以考虑前4000年左右蚩尤族为炎黄所战败，然后蚩尤族南下长江流域或四散而去。按苏秉琦先生认识，考虑辽西地区红山文化为黄帝文化，然后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均视为炎帝文化。在前4000年左右，半坡类型基本上已消亡为庙底沟类型所取代，北上与红山文化交汇者仅庙底沟类型，但二者相较庙底沟类型的繁盛非红山文化可比，是前者进入辽西影响了后者，而非后者南下影响了前者，这与传说中的黄帝胜炎帝基本史实不合。后岗类型的主要分布区为豫北、冀中南，无论红山文化或庙底沟类型均未对此区发生重要影响，亦未在此立足，故谈不上炎黄联合战蚩尤一事。
其三，侯仁之先生据古代自然地理条件推断，认为太行山麓以东的大平原为洪泛区，曾经存在大面积的沼泽，不利于古人类居住（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41--1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邱维理等以河北内丘、肃宁两种类型的沼泽沉积剖面为依据，分析华北平原古洪水特征及其对古代人类活动的影响，认为距今7000--4000年间，华北平原洪水频繁，洪泛沼泽影响时间较长，形成湖沼众多、不利于人类活动的自然环境。为避免洪水的侵袭，古代人类选择地势较高的山前洪积台地或人工修筑高台居住，使得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分布在山前地带，并且具有“高台文化”的特点。华北平原考古文化遗址呈现自山前至平原，时代由早到晚的分布特点，平原内部直到春秋、战国以来的考古遗址才逐渐增多（邱维理、李容全、殷春梅《华北平原全新世古洪水及其对古代人类活动的影响》，全国第六届科技考古学术会议论文）。华北平原史前时代这种差强人意的生存环境，不当是大规模的炎黄蚩部族争战之地。
其四，苗族关于炎黄蚩战争的神话传说多是讲战争发生在浑水河边的蚩尤坝上，此“浑水河”学者一般理解为即黄河，又将其定位于黄河中、下游。据此判断，炎黄蚩战争应是在黄河两岸，而不当是今日之冀中、冀西北。但战争发生在黄河中、下游两岸也讲不通。流传于贵州关岭一带的苗族传说《蚩尤神话》将蚩尤与黄龙公、赤龙公（即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称为“打龙之战”（这证明蚩尤族憎恨龙。贵州施洞地区苗族龙舟节正是起源于苗民对恶龙的憎恨，参见钟凯琼《贵州施洞地区苗族龙舟节》，《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8日），其中称黄龙公的兵将被蚩尤打败了不甘心失败，过了一段时间又兴兵逆“黄河”而上，再次进犯
《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记》：“盘古之君，龙首蛇首，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
《尚书·吕刑》注：“九黎之君，号曰蚩尤”；唐陆德明《尚书释文》引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战中策•秦策一》高诱注：“蚩尤，九黎民之君子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孔安国语：“九黎君，号蚩尤是也”。
我们知道盘古完全是人为创造的一位创世大神，所以真正为传说时代部落首领、领袖人物称“君”者，实际只有蚩尤一人。其他“三皇五帝”从遂人、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到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均称“皇”称“帝”，乃至女娲、共工、祝融亦如此，各自居于不同的“三皇五帝”谱系中。蚩尤是一个例外，没有进入任何一种“三皇五帝”谱系，非“皇”非“帝”而为“君”。蚩尤在古书中的这种称谓显得很另类，根据这种另类的称谓“君”去探索蚩尤和蚩尤裔的文化，按理说是顺理成章或可能的。
古有三苗国，在长江流域。
《战国策·魏策二》：“苗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吴起列传》：“昔三苗氏，左洞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右彭蠡。”《韩诗外传》卷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在彭蠡、洞庭之野”。这些说法大同小异，但可判断，三苗国、三苗族当主要居于今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
今苗族主要居于云、贵、川、湘交界地区，而其族源可上溯至三苗、九黎和蚩尤。龙文玉《苗族与楚族》说：“现代湘西苗族《迁徙歌》中，自称祖先从江汉流域的苗国迁过来的”（龙文玉《苗族与楚族》，《求索》1982年第2期）。蒋南华《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报道：“生活在贵州各地的苗族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江西彭蠡和湖南洞庭湖一带迁徙到贵州的。在他们今天的表葬习俗中，还流传着护送死者灵魂返回洞庭湖老家的巫祝活动”，而洞庭湖地区，正有一著名的“君山”。不仅如此，“传说洞庭湖中的君山，原名苗山，是苗族先人休养生息的地方”（蒋南华著《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165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君山”将蚩尤、古三苗与今苗族联结在一起，或证古三苗与今苗族确为蚩尤后裔，或证以“君”之称去探寻蚩尤和蚩尤裔文化、遗迹确有可行之处。
俞伟超先生认为，以江汉平原为分布中心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当为三苗文化（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杨新改、韩建业通过对“禹征三苗”及江汉平原史前考古学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据古书载，尧、舜、禹时期屡伐三苗，因此可推断，三苗族、三苗文化在长江流域也有一个南迁过程，即早期在长江以北，后迁至洞庭湖、鄱阳湖地区。
据考古学研究，屈家岭文化最初是由分布于江汉东部地区的油子岭一期一类遗存发展而来，而后者实际上是在钟祥边畈早期一类遗存的基础上，融合了大量大溪文化因素而形成。由于与边畈早期一类遗存最近似的先行文化为仰韶文化后岗类型，所以学者推测前者极可能是后岗类型的人们南向移居的结果（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后岗类型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地区，苗族有大量的传说、史诗讲述其祖先蚩尤在黄河流域、在北方与炎黄发生战争而失败，导致蚩尤裔南迁，传说与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关系吻合。
蚩尤为九黎之君，说明“九黎”与蚩尤同时，而“三苗”年代当晚于“九黎”，《国语·楚语下》说“三苗复九黎之德”亦可证二者年代有先后。三苗国、三苗族在长江流域，传说中的炎黄蚩战争发生在北方“冀州”而不在长江流域，所以蚩尤文化、九黎族可能与后岗类型有关。后岗类型分布的地区，正是蚩尤遗迹、九黎族遗迹最多的地方：蚩尤冢集中分布在河南东北部、山东西部如河南台前、山东巨野、汶上等地；古代黎国、黎地则集中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黄河沿线，如山西黎城、潞城、长治、壶关一带为春秋时黎国所在，汉之魏郡有黎阳在今河南浚县，东郡有黎县在今山东郓城县西。后岗类型影响之处，都与蚩尤事相关：如后岗类型分布到山东地区，古史传说中有“蚩尤伐空桑”一事，后岗类型影响远及今河北涿鹿、北京延庆一带，那里有不少与蚩尤、黄帝相关的遗迹、传说。
但是炎黄蚩战争并非发生在今之河北、冀西北：
其一，如果以西水坡45号墓死者为被杀之蚩尤，其年代在前4500年左右。按后岗类型为蚩尤、九黎族文化，则半坡类型当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当为黄帝文化（炎黄为徐旭生所说之“华夏集团”，应在陕、晋、豫地区）。在前4500年左右，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及其先行文化均未发展至今日之冀中、冀西北涿鹿、阪泉一带，故炎黄与蚩尤之战无从说起。
其二，后岗类型的年代约为前4500—前4000年，可以考虑前4000年左右蚩尤族为炎黄所战败，然后蚩尤族南下长江流域或四散而去。按苏秉琦先生认识，考虑辽西地区红山文化为黄帝文化，然后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均视为炎帝文化。在前4000年左右，半坡类型基本上已消亡为庙底沟类型所取代，北上与红山文化交汇者仅庙底沟类型，但二者相较庙底沟类型的繁盛非红山文化可比，是前者进入辽西影响了后者，而非后者南下影响了前者，这与传说中的黄帝胜炎帝基本史实不合。后岗类型的主要分布区为豫北、冀中南，无论红山文化或庙底沟类型均未对此区发生重要影响，亦未在此立足，故谈不上炎黄联合战蚩尤一事。
其三，侯仁之先生据古代自然地理条件推断，认为太行山麓以东的大平原为洪泛区，曾经存在大面积的沼泽，不利于古人类居住（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41--1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邱维理等以河北内丘、肃宁两种类型的沼泽沉积剖面为依据，分析华北平原古洪水特征及其对古代人类活动的影响，认为距今7000--4000年间，华北平原洪水频繁，洪泛沼泽影响时间较长，形成湖沼众多、不利于人类活动的自然环境。为避免洪水的侵袭，古代人类选择地势较高的山前洪积台地或人工修筑高台居住，使得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分布在山前地带，并且具有“高台文化”的特点。华北平原考古文化遗址呈现自山前至平原，时代由早到晚的分布特点，平原内部直到春秋、战国以来的考古遗址才逐渐增多（邱维理、李容全、殷春梅《华北平原全新世古洪水及其对古代人类活动的影响》，全国第六届科技考古学术会议论文）。华北平原史前时代这种差强人意的生存环境，不当是大规模的炎黄蚩部族争战之地。
其四，苗族关于炎黄蚩战争的神话传说多是讲战争发生在浑水河边的蚩尤坝上，此“浑水河”学者一般理解为即黄河，又将其定位于黄河中、下游。据此判断，炎黄蚩战争应是在黄河两岸，而不当是今日之冀中、冀西北。但战争发生在黄河中、下游两岸也讲不通。流传于贵州关岭一带的苗族传说《蚩尤神话》将蚩尤与黄龙公、赤龙公（即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称为“打龙之战”（这证明蚩尤族憎恨龙。贵州施洞地区苗族龙舟节正是起源于苗民对恶龙的憎恨，参见钟凯琼《贵州施洞地区苗族龙舟节》，《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8日），其中称黄龙公的兵将被蚩尤打败了不甘心失败，过了一段时间又兴兵逆“黄河”而上，再次进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