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作者生活的年代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徽商在松江府的活动有了重要的发展。李绍文《云间杂识》曾指出：“吾郡三十年前，从无卖苏扇、歙砚、洒线、镶履、黄杨梳、紫檀器及犀玉等物，惟宗师按临，摊摆逐利，试毕即撒[撤]，今大街小巷俱设铺矣。至于细木家伙店不下数十，民安得不贫。”《云间杂识》一书中的条目有万历乙卯条，因此，大致可以断定该书最终成书于万历晚期以后，而李绍文所说的“三十年前”，则应在万历初年。虽然因史料不足征，我无法判断记载中贩卖歙砚者是否是徽商(这种可能性当然不小)，但前述的“细木家伙店”主，则应来自徽州无疑。何以见得?稍早于李绍文的范濂在其《云间据目钞》中指出：“细木家伙如书棹、禅椅之类……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⑤《云间据目钞》也是成书于万历以后，作者慨叹嘉、隆以来“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对照李绍文所说的“至于细木家伙店不下数十，民安得不贫”的感慨，《云间杂识》将搬走松江人财富的主角从“官府”改成“徽商”，应是有感而发。只是李绍文为了劝化世俗，改动了杨枢《淞故述》的记载，因此，《云间杂识》中的这条史料，实际上只是后人对徽商活动既存事实的追记，不能将该书中有关成化年间“徽商”的记载，作为信而有征的历史事实加以引证。


至于“徽商”一词在社会上何时成为约定俗成的称呼，显然可以进一步探究。由于明清时代的文献汗牛充栋，欲作全面的考索显然不太可能。此处仅以《四库全书》光盘版⑥检索为例，“徽商”在《四库全书》中出现主要有以下14例：1．邵宝《容春堂集》后集卷4《明故太平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屠君暨配陆宜人墓志铭》：“兴国民吴荣杀徽商张姓者，久未成狱，君廉得荣焚尸藏陶穴中，竟致于法。”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3：“有指挥某者，与徽商友善，往来无间，结为昆弟。指挥富而无子，有三女：一嫁仪真民，一嫁镇江，一嫁武臣。指挥既卒，徽商遂谋袭其官，媚指挥之妻，甚至妻信之，遂许为嗣。既得官，并欲夺其产，沈指挥之妻于江。”3．顾磷《息园存稿文》卷6《谢孝子传》：“闻河埠馆人云：有徽商每二三年驾巨舶一至，货尽即去。”4．刘宗周《刘蕺山集》卷6《与张太符太守(名鲁唯)》：“高收在即，岁为徽商所贩，以给土民者不十五，更可禁也。禁之则米价可平，低收益裕，以储常平，且有余米。”5．魏学洢《茅檐集》卷8《答唐宜之(又寄)》：“微闻徽商健讼，动以人命相诬，剖决稍迟，或遭骚扰，此语未审真否?偶有便羽，不敢不以相闻。”6．赵宏恩等监修《江南通志》卷161：“曹七善，南陵诸生，尝于姑苏旅邸获徽商所遗八百金。”7．《江南通志》卷162：“王枝，天长人，父卒，母以年饥，鬻枝于徽商。”8．谢曼等监修《江西通志》卷59：“朱大启，字君舆，秀水人，万历进士，授南昌推官。郡方缺守，即委署。有徽商杀人，法当抵，以要路请托，抚军发县审释，大启覆招时，竟置之法。”9．万程桥《嘉兴县志》：“在县东白马堰镇。明嘉靖庚申，义商曹旸谋建桥于南津，乃倡捐鸠工，三年未成，曹耻之，遂抱石沉水，众惊援之。徽商程沂、韩应鲤等咸激于义，各捐助，不一年落成。”(嵇曾筠等监修：《浙江通志》卷34)10．清《皇朝文献通考》卷298：“是年(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夷商洪任辉妄控粤海关陋弊，讯有徽商汪圣仪者，与任辉交结，擅领其国大班银一万三百八十两，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11．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16：“徽商夏月过饮烧酒溺血。”12．《续名医类案》卷33：“万密斋治徽商吴俨妻。”13．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16：“江南岁漕五百万石……其法莫若洪、永开中法，凡畿辅之地及山东西、九边各塞，或募徽商，或召土著，或遣谪贪污官吏。”14．朱鹤龄《愚庵小集》卷15《富顺刘公传》：“吴俗好赛五方神，岁必演剧月余，男女杂沓，无赖子多乘之以导淫贾利，公出见之，杖其首，投神像于太湖。久之，奸宄慑服，盗贼亦远窜屏迹，捕役无以为饵，乃引龙游大盗潜入城，劫徽商质库，计挫其威棱。公夜半闻之，立系诸捕妻孥，勒限三日全获，否则死。果如期获之嘉兴，验质库簿，归所失物，在簿外者赏诸捕而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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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第24页。
    ②　《大鄣山人集》卷31《志略部·丁口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1册别集类，第606页。
③　方承训：《新安歌三首》之二，载《复初集》卷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7册别集类，第660页。
④　有关徽商在这一带的活动，零星资料不少，较系统的可参见《紫堤小志》和《紫堤村志》等。
    ⑤　范濂：《云间据目钞》卷2《记风俗》，奉贤褚氏重刊本，1928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第5页上。范濂生于嘉靖十九年，《云间据目钞》计五卷，序于万历二十一年。
    ⑥  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
 
    上述的14例中，第2个例子虽然发生在英宗正统年间，不过，记载此一事例的王世贞为嘉靖、隆庆、万历时人，当时，“徽商”一词的使用已日趋普遍，而他有可能是用后来约定俗成的名词“徽商”来概括先前的事实，所以据此不能确定“徽商”一词已出现在正统年间(15世纪中叶)。比较早的是发生在正德年间的第1个例子，因此，就目前所见，以《四库全书》收录文献的情况来看，“徽商”一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较早的是在明代正德年间(16世纪初)，比以往所认为的15世纪后期的成化末年要晚几十年。综合其他史料分析，至万历年间，“徽商”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已极为普遍。①《云间杂识》也正是在这个时代，用当时约定俗成的“徽商”一词置换了《淞故述》所叙故事中的关键词。


    从前揭的各种明清文献来看，徽商出现的情况颇为复杂。既有徽商乐善好施的例子(如第9例)，又有徽商作奸犯科的故事(如第2、8例和第10例)。徽商时常成为各类案件中被杀害、打劫的对象(如第1、14例)。另外，徽商还给世人留下了健讼(好打官司)的印象(如第5例)。这些，都与我们在明清其他各类文献中看到的徽商形象基本吻合。
顺便说一句，在明清社会经济史(尤其是商帮)研究中，以往学界习惯征引的笔记史料有不少均应审慎对待。譬如说晋商研究中今人时常引证的所谓明人沈思孝《晋录》，其实便是一部伪书，该书实际上是清初书贩将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卷3中的山西部分割裂出来，单独命名而成。②今人据此为第一手资料征引，实属失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