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pluralistic  culture）或文化的多元化，是近年来国内使用得比较多的一个术语。其背景既有当下文化现实的诉求，也有西方思潮的影响。后者的成份明显重些。这个术语在西方的高频率使用，反映了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主流思潮发生的微妙变化。这个术语涵盖了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特别是晚近时兴的文化研究尤为把多元文化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加以发挥，或者说是作为一种基本的思想态度和立场贯穿于人们的理论视野。八十年代以后，有谁还坚持一元论的威权文化？稍微有点理智的人，不可能在公共领域听到有谁自诩唯我独尊的独断论观点。但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口头宣称是一回事，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中发生的思想意识可能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社会现实是否真正呈现为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还很难说，人们是否真正信奉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也不尽然。如果认识与实践没有差距，那就不存在种族歧视，也就不存在对弱势／边缘群体歧视的问题；也就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个人和群体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发生。  
         确实，没有理由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完全信奉了文化多元化的观念，但多元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进入九十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后，世界历史进入另一种格局――被一些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描述为后冷战的"新秩序"时代。尽管这种说法很难为第三世界国家所认同，但冷战设定的东西方势不两立的二元对立状态，以及与相关的二元论的思想意识形态体系也随之瓦解。冷战的结束终究以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取得全面胜利而告终，美籍日本人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该文后来汇编成书，出版于1991年），在福山看来，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其后人类再也无需在是否要走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争论不休，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已经明了，那就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观念作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福山道出了西方思想界的一种普遍看法，但也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例如，一批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对此就持批判质疑态度。象德里达这样一度掩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面目的思想家，也愤然驳斥福山观点。其驳斥方法有论有据，思想全面且深厚。但简要概括而言，主要是就西方殖民主义时代对第三世界压迫，以及当今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展开论述，揭露西方自由民主的历史所掩盖的另一面实质。西方过去的历史不光彩，历史也远远没有结束。  
       后冷战时代并没有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在欧美大学校园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缘由在于大学墙院内的左派势力重新抬头。七、八十年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占据领导地位的年代，与此同时，右派保守主义势力也在大学执牛耳。但冷战结束并没有使右派保守势力昌盛，却引发了左派抬头，也多少有些令人费解。  很显然，左派抓住了自由民主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个时代趋势，从侧面包抄。大力倡导文化多元论，强调可选择性（alternative），批判全球化推行的新霸权，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诊断。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使左派激进势力处于退守境地，现在，作为边缘的左派正好向中心进攻。九十年代，美国大学时兴PC运动（political  correct，政治上正确），多元文化显然是其主导内容，种族问题，少数群体的权益问题，这些都在多元文化的框架内显出其重要性。也许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大学人文学科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而后结构主义反中心、反主流价值深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后结构主义的跨学科特性，使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起文化研究这种超级学科，成为大学里的显学。这使左派思想与教育课程紧合，重新夺回了大学思想阵地。
       后结构主义并没有象反对者预言的那样，在八十年代后期就日渐式微，当时跃跃欲试要取而代之的新历史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门派，不久人们就发现，在它们锋芒毕露的思想底下，隐含着深厚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正是后结构主义理论，使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重获生机。而在九十年代成为显学的文化研究，正是广泛综合运用后结构主义的各种理论学说，而显示出旺盛的阐释能力。文化研究关注的主题，如媒体的霸权特征，传媒一体化的压迫与重新建构主体的可能性，性别与文化身份，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国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选择等等。这些主题无不与多元文化有关。如果说具有左派色彩的文化研究还有什么主导思想的话，那么，反中心反霸权则是其主要的思想。这显然就是文化多元论的立场。
       多元文化观念突显为当代的重要论题，这显然与全球化加剧有关。九十年代，政治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情势加剧，建构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这显然需要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思维与策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发展中国家也同样要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国际新秩序建构。一方面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具有领导地位；但另一方面，在一个号称高度民主化的国际新秩序结构中，发展中国家也有选择的自由，尽管这种选择的实质依然是少数政治威权人物的选择，但民主化的国际格局中，无疑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余地。政治上的可选择性，经常是以文化传统的不同为依据。政治具有可比性，都是现代性的产物，一目了然；但文化之久远深厚，神秘不可知，让人捉摸不透。发展中国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以谋求保持自身的"特性"参与全球化，多元文化给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政治选择披上了堂皇的外衣。


       对于全球化的经济管理来说，它也不得不参照多重文化的价值对话。跨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当地化（localization），这不只是关涉到大规模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同时还有本地市场，以及税制方面的优惠和逃税的便利。这使那些第三世界文化的特殊性方面受到关注，文化的多元性价值参照同样渗透进全球性的制度规划方面。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的价值受到推崇，但全球化的不同部门利益的争端，也使多元文化价值不容忽视。正如马丁．奥尔布劳在论述到"全球性管理"时所说的那样："没有一种权威能够平息争论，也没有一种主导性原则能够成为全球性制度的依据"。全球化并没有实现价值一体化，但多元性价值终归是在全球性制度体系重新规划它们的结构与意义指向。马丁．奥尔布劳同时指出："它们的多元性并未反映关于全世界共同利益的理论，而仅仅反映了民族国家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历史增长和相互影响，这些经验和专业知识必须相互妥协。……全球性并没有解决价值冲突问题，而是在人们以前只关心技术问题引起一场关于价值本身的争论，这场争论后来也波及制度的最高层次。即使从这种理由看，价值在全球化时代也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原料。"（马．奥尔布劳：《告别民族国家》，转引自《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9－40页。）
       由此可见，全球化导致的悖论在于，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某种一体化，但同时也培育了多元化的可能。但多元化并不意味着不同的文化单位可以平行和谐相处，共同分享全球化的经济成就及精神价值，它也有可能酝酿分离化的倾向。这就是说，全球化在某些人看来，使人类进入到一个大同的至福时代；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却可能包含着更深分裂的隐患。这种观点不只是来自激进的左派人士，而且倾向于保守的人士有着更为极端的看法。1992年，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萨谬尔．享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享廷顿早年对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的研究认为，现代化带来的不是民主而是混乱；现在，他又试图论证，全球化导致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和冲突。享廷顿明确指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