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他把全球格局设定为几个大的文明实体单位，他认为："不同的文明的人们之间的互动作用提高了人们的文明意识，这一意识反过来又强化了正在扩展或有可能深深地延伸到历史上的各种分歧和仇恨。"他所理解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它并未创造统一，反而导致沿着历史／文化遗产而产生的新的断片（享廷顿：《文明的冲突》，载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夏，第26页）。享廷顿的推论出乎通常的观点，在他看来，全球化趋势下构造的世界新秩序并未使西方的影响处于强势，相反，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亚洲文明正在扩张，伊斯兰世界自行其是，全球化或现代性并未有效使非西方文明转化为另一种文明（西方文明）。总之，非西方世界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民族／国家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其最终结果，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
以上是就多元文化在西方当代学术思潮中的地位和形成的背景进行阐述，并且在全球化格局中来理解多元文化基本含义，指出它在现时代重新建构国际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经济的意义取向。多元文化也经常在民族／国家框架内来理解，它主要是指民主社会的文化构成状况。本书在有限的意义上使用多元文化这个概念，是指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文化格局变化。很显然，在讨论当代中国文化格局时，使用多元文化这一概念会引起多方质疑。包括笔者本人也质疑在笼统的意义上使用多元文化去描述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的含混性。


           用"多元化"，"多元文化"，"文化的多元化"这种说法指称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在当今中国的报刊杂志中时常见到。很显然，这是广义的泛指，表明文化传播中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群落存在。但习以为常，似乎当代中国真的有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并且以此推论为当代中国进入一个多元社会时期，那要不就是以讹传讹，要不就是完全修改了多元文化的含义。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来讨论多元文化，左派也有一套理论；自由主义有一套理论。左派的多元文化理论主要反霸权，反欧洲（白人）中心主义，强调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平等；而自由主义基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来确定多元文化准则；在民主法制的秩序体系内，每个人应享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主权，只有民主自由的法制社会才是一个多元社会，也才有多元文化出现。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如果一个社会依然是威权社会，依然有某种权力凌架于民主法制之上，那就不能称作为多元社会，也就不可能真正有多元文化出现，这当然是常识性的问题。"多元化"或"多元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把它绝对化，恐怕很难有标准的多元化社会。例如，美国的某些左派知识分子就不认为美国社会有多元文化存在，少数政治寡头左右选举；而媒体也是被少数人控制和操纵的。以此看来，强势文化霸权依然潜在地在美国的多元文化中起决定支配作用。这种观点难免有些以偏概全之嫌，但也可以从另一面提醒人们，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多种文化的绝对平衡平等，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元也是相对的，多元文化中总有强势文化在起作用。
         在当代中国，多元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已经发生的文化现实，不如说是人们的一种理想或理念。本书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来看待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变动过程。作为一种时代的理想化诉求，它当然也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表达历史愿望。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政治诉求的首要内容，也成为国民社会实践的轴心，这就造成历史延续性的分裂（因为中国自从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确立"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主导思想），政治运动让位于经济实践。势必导致政治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思想文化生产中不再占据占压倒性地位，文化本身的功能也发生变化――它不再只是政治的宣传工具，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整体文化的构成关系中，政治文化，或文化的政治性成分降低，而相对单纯的知识性文化和娱乐性文化得以产生。实际上，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呈现为三元分离状态，原本由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整合一切的思想文化结构，现在分离为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民众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这三者之间有交叉和共生互动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各自相对分离状况还是相当明显的。也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化、出版、报刊杂志以及其他宣传部门也开始转轨，这些部门过去都是由中央财政全额拨款，作为意识形态的喉舌起宣传作用。现在则要自付盈亏，走向市场，这就使文化的娱乐功能、消费功能得以形成。文化不得不分解为政治文化与消费文化。在另一方面，原本与政治意识形态一体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也在八十年代后期发生微妙的变化。由于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告一段落，政治实践和经济实践方面的原则问题都已解决，也不再需要知识分子充当阐释者角色。而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在人道主义、主体论等理论思想的推论下，明显出现偏离权威意识形态的倾向，因此，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不再能与权威意识形态整合一体，一部分介入社会实践，更多的则遁入学院阐发知识分子精英思想。在九十年代，后者的思想倾向日益向着纯学理方向发展，它既不与政治权威意识形态相整合，也不与民众的经济实践和日常性诉求相关联，因而出现分离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


       当然，九十年代并没有统一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九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多元化"其实不过是一种温和的说法。实际的情形是知识界没有主导思想，也没有齐心协力的精神。围绕某些利益和话语权力的运作，构成一些临时的小团体帮派。"文化群落"实际也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这些群落彼此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对方，但却充满扭曲对方的热情。仅仅凭借轻视他人，就足以维持自欺欺人的自负。如果说自言自语是学术表达的主要方式，那么攻讦与抨击就构成这个时期最受欢迎也是最有成效的言论形式，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虚假的思想锋芒四处毕露。事实上，即使在当代中国知识界范围内，多元化也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实际情形是，权威死了，谁也不买谁的账！多元化意味着一种秩序和规则，意味着沟通、对话和妥协。这里的实际情形是，谁都想要当权威，谁都要把权威拉下马。权威／反权威撕扯的裂缝中，奇怪地长出各种"个人化"的杂草，它们造就多元文化"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本书只是审慎地使用"多元文化"这个概念，特别是本书没有对此作出足够的质疑，这也就是我在这里要费这些篇幅加以解释的缘由。本书实际是我在不同时期写作的一些论文和评论汇集而成，它们主要讨论当代文化和先锋文学二方面内容，前者确实触及到当代文化多元分化的问题，这些文章主要是从不同的方面加以探讨，它们不是系统性的推论并作出结论，而只是提示了一些"多元化"的角度和思考方式。细心的读者可能还会发现本书前面一些章节的观点与后面的章节会有些不同，前者还带有某些现代主义的痕印，后者则反映出对现代主义的质疑，以及后现代倾向等等。为了保持我在不同时期的思考，我还是保持原文的观点。
       在这里我尤为要做出说明是一些关于当代先锋派文学和某类焦点主题的讨论。很显然，先锋派文学本身是"文化多元化"的一个重要佐证，在过去铁板一块的文学制度体系内，是不可能有这类偏离现实主义规范的文学实验的。但先锋派文学离主流文学到底有多远很值得怀疑，不久之后，先锋派文学也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也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先锋派文学一直是在与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