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吗？所谓“制度复制自身”， 就是旧制度通过其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接班人’来复制自身；（5）价值判断对物 的秩序的影响。这是价值在物上的投影，如果金字塔确为古代法老所修建，那么 金字塔就是最杰出的将价值投射于物的例子。必死的人，出于对永恒的追求，总 要试图将自己的价值投射到不朽的物身上。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无 非追求‘不朽’而已。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就有什么 样的物的秩序”；（6）物的秩序对价值判断的影响。这就是康德说的“天上星辰 与心中道德”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窥见‘永恒’时所引起的景仰和追求‘崇高’ 的心境。古代贤哲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知识之大境界，张大千以沉潜于 名山大川为绘画灵感之源泉，林语堂于印度洋上观望天空云团交替而感慨人间世 事，小普林尼目睹维苏威火山埋葬庞培城故深喑人类之渺小。

上列知识过程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六种作用力构成我所谓的‘知识动力学’的 要素。在我看来，我们的每一项知识，我们获取这一知识的过程，这一知识在我 们理解的世界里的演变方式，统统取决于这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由于传统演变的‘路径依赖性’（汪丁丁，1992，1993，1997e），‘锁入’ 稳态均衡是特定传统演变中的通例，而背离均衡的变革是特定传统演变中的特例 。这里使用了‘特定传统’，是要表明对某个具体的特定传统而言。特定传统或 文明，诚如汤因比所见，如有机体一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生、老、病、死 。但是又如前述伽达墨尔所见，每个特定传统都只是更大传统内的子传统并且参 与构成了大传统的历史多元性，从而一个特定传统的消亡或锁入，并非意味着整 个传统的消亡或静止。人的历史的常态是变动不居是演变是从内在冲突中获得生 命力量。

时装，可以作为例子来说明知识动力学怎样应用于社会现象。时装本身是‘ 物的秩序’，对多数人而言，起初不具有任何重要意义，典型如我自己保存着的 一面大红旗，那是文革时代红卫兵运动的遗物，现在十几岁的青年人不认识它， 把它当作衣服箱子的衬底。封尘许久，突然间价值观念变了，怀旧、复古、老照 片，把文革遗物都翻腾出来展览。或许是思考一段难于忘怀的历史，或许是消解 一种意识形态危机，总之，为了人际关系中发生的当下的变化而‘怀旧’了。于 是在最新潮的服装里面出现了红色和军绿色，出现了五角星和镰刀斧头，出现了 纪念章和头像。我那面大红旗，或许会带着它独特的历史意义被裁剪成时装，变 为政治波普，追赶马路时髦。然后，它或许在马路上遇到知音－－－颓废派、新 左派、前卫艺术家、知识考古学家……，全凭偶然，因为‘机遇’是历史多元性 的理性前提。那知音于是把这面红旗视为‘符号’从里面看出格外的意义，那意 义或许对现存的意义具有颠覆性，足以说服更多的人放弃现存意义－－－符号的 职能之一便是传递这样的反抗。最后，偏离现存均衡点的社会实践开始了，人群 被符号动员起来，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当新的制度确立起来时， 引发了新的意义，新的符号，和新的反抗，……。



三．

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

我之所以要讨论文化传统而不是知识传统或其它任何传统的变革，是因为如 第一节所论，文化传统是我们生存的社会条件，于是文化传统的变革可以通过第 二节所论‘知识动力学’的框架被纳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

在我的理解中，当传统发生变革时，变革的力量，按照经济学原理，总是寻 找传统的薄弱环节实行突破。我把这一看法总结为“在传统的边缘处创新”。必 须澄清的是，成功的传统创新更主要地来自传统内部，而不是外部。因此，在传 统的边缘处创新应当理解为主要是从传统内部走向边缘，而不是外在于传统。经 济学学术传统的创新是如此，中国文化传统的创新也是如此。很难设想非经济学 家来实行经济学的创新，或者外国人来从事中国文化传统的转化。

因此当我们考察传统变革的契机时，必须明确传统的特殊性，明确说明所论 的是什么样的传统，是偏重于哪一个知识维度的传统。显然，宗教信仰的传统比 工业技术的传统更偏重于知识的‘价值判断’维度，而后者又比收入分配方式的 传统更偏重于知识的‘物的秩序’维度。给定了所论的传统，从知识的三个维度 便导出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下面我仅以文化传统变革的契机为例说明这一知识 动力学原理。

‘文化’，如钱穆先生所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组成的人类生活世界里 ，偏重于概括精神生活，对应于偏重概括物质生活的‘文明’。基于这一判断， 文化传统是更偏重于‘价值判断’维度的传统，虽然它绝不能独立于知识演变的 其它两个维度。

文化传统变革的力量或冲动，如果是来自传统内部的话，那么按照上述的理 解，它应当是从‘价值判断’的变动引发的，这是变革的第一类契机，它来自传 统的内部。但是出于变革阻力的作用，经济学原则告诉我们，成功的变革更可能 发自传统的边缘处。也就是说，变革的冲动可能从文化传统的‘人际关系’和‘ 物的秩序’的维度产生出来，最终改变‘价值判断’。这是文化传统变革的第二 类和第三类契机。注意，这里维度的顺序并不意味着距离的远近，引发文化传统 变革的，很可能是技术的力量，例如‘船坚炮利’，然后人们才注意到制度方面 的变革要求，例如‘德先生’和‘赛先生’。如同一切现象学分析那样，我们必 须把变革的动因交给‘机遇’，而不是交给任何‘历史决定论’的机制。也因此 ，我用了‘契机’来刻划传统变革的动因。

文化传统的稳定性表现为对传统之内生活着的人而言知识的三个维度之间作 用的相互强化而不是相互冲突。例如，农业的秩序要求循环往复的创世神话作为 ‘价值判断’维度的支撑。后者又要求周期性的洪水泛滥与土地灌溉作为‘物的 秩序’维度的支撑。与这两个维度上的现存力量相适应和相互加强的，是在‘人 际关系’维度上的王权神授等级制度。因此，在任何一个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中 ，我们都应当预期某种‘超稳定结构’的运作，中国如此，印度如此，古代埃及 亦如此。即便在西方文化传统的‘线性历史’观念主导下，对太阳神的征服精神 的崇拜也必须定期地受到酒神崇拜的抑制。而现代西方人的‘线性历史观’则由 于东方的崛起而受到类似于酒神崇拜的抑制（不属于奥林匹斯族的酒神原本就起 源于东方）。

也就是说，传统的稳定性以三个知识维度之间六种作用力的协调为前提。那 么，传统的失稳可以在这三个维度的任何一个与其它维度的作用力相冲突的前提 下发生。

当作用力之间出现不协调的时候，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相当于维系稳定性 的费用增加了，从而传统稳定性可能难以为继。这导致两个方面的努力：（1）现 存秩序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努力，这一努力指向‘价值判断’的修正，对‘物的秩 序’的重新阐释和再造，或者建构新的‘人际关系’。但由于变革来自传统内部 ，努力的目的是‘保守’而非‘革命’；（2）新秩序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努力，这 一努力指向的，是建构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际关系，和新的物的秩序。由于来 自传统的异己力量，它的目的更倾向于‘革命’而非‘改良’。

所有这些努力的效果，它们的‘合力’的方向和幅度，取决于现存传统的结 构稳定性的方式。例如，当外部威胁十分强大时，一切旨在巩固‘物的秩序’的 努力都可能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发展是硬道理”，从而对价值判断和人际 关系发生更大的影响。而当外部威胁消失的时候，例如当前世界格局里的美国， 不再感受到苏联的威胁，其内部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升为主导性的冲突，由此 导致‘价值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