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象明惠禅师的月亮那样，人与自然浑然合为一体。在波特莱尔笔下，月亮是一个独立的客体，它将苍白的泪水一串串流向大地，流到诗人的心里；在月下想象和沉思的诗人是一个独立的主体
    
    总之，三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诗人用不同的方式，欣赏和描写月亮，却同样给予我们美好的艺术享受。如果我们只能用一种方式欣赏月亮，无论排除哪一种方式，都不能使我们对欣赏月亮的艺术情趣得到圆满的拥有，而这种在多文化语境中进行艺术欣赏的现象一定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越来越普遍，未来的文学理论必将突破封闭的、局限于一种文化或相类文化的现象，而以对多种文化中文学的认识和欣赏为基础。
    
    两种文学的相遇，不仅是认识和欣赏，还包括相互间以新的方式重新阐释。即以原来存在于一种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去解读（或误读）另一种文化的文本，因而获得对该文本全新的诠释和理解，如朱光潜、宗白华等人以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整理；刘若愚、陈世骧等人试图用中国文论对某些西方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正如树木的接枝，成长出来的是既非前者，亦非后者，而是有着新差异的新品种，也就是原有文化的新发展。这种“双向阐释”往往并非可见的“比较”，而更多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参照。事实上，不同文化体系文学的相遇就是两者同时进入了同一个文化场（Cultural Field），在这个新的状态中，两者都与原来不同而产生了新的性质，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必然发生一种潜在的关系，正如中国古代哲人所说，我们谈到“龟无毛”、“兔无角”，并不是说“有毛”、“有角”的东西一定在场，但作出的结论却是和潜在的“有毛”、“有角”的东西对比的结果。这种对比使龟和兔的特点更突出了。如果没有这种对比，“无毛”、“无角”的特点就难于彰显。现实存在的与作为参照而潜在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的结论，推动事物的发展。这种跨文化的相互阐释和参照必将为文学理论带来重大革新。
    
    其实，人类在文学研究中，会遇到很多共同问题。例如语言和意义的关系就是任何文学研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人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如庄子提出“得意忘言”。这对中国文论后来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中国诗论强调“言不尽意”，“诗贵含蓄”，强调应通过语言，从多方面接近意义，尽量扩大语言通向意义的各种途径，追求“言外之意”，以至丢开语言和形象，去直接去体验某种感觉。西方传统语言观则大部分认为语言是意义的载体，是静态地、透明地反映世界的镜子；直到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看法，语言学转向在文学研究方面引起了极大的变革。显然，只有对不同文化关于同一理论问题的不同解答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悠久的诗学传统无疑能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不同文化中文学的接触必然是一个取长补短的过程。但这决不是把对方变成和自己一样，而是促成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为对方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如在日本文化与汉文化的接触中，日本诗歌大量吸取了中国诗歌的词汇、文学意象、对生活的看法、以至某些表达方式，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诗歌不是变得和中国诗歌一样，恰恰相反，日本诗歌的精巧、纤细、不尚对偶声律而重节奏、追求余韵、尊尚闲寂、幽玄等特色就在与中国诗歌的对比中得到进一步彰显和发展。另外，如美国诗人惠特曼对现代中国一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庞德对李白诗歌的误读都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一种文化的文本在进入另一种文化之后也有可能得到新的生长和发展。例如鲁迅介绍易卜生时，曾经提出娜拉式的出走不仅不能使社会改良进步，连“救出自己”也是行不通的。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他指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实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娜拉表面上似乎是“自由选择”，“自己负责”“救出自己”了，但由于没有钱，她追求自由解放，“飘然出走”，其结局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回家，二是堕落。因此，他希望人们不要空喊妇女解放，自由平等之类，而要奋起从事“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妇女解放之类更烦难，更剧烈的战斗”，这就大大加深了娜拉这个形象的思想内容。与此同时，胡适、茅盾都对娜拉有自己的解读，塑造了自己的娜拉。研究易卜生而不研究娜拉在中国的被解读，就不是对易卜生的完整研究。其他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重要文学思潮，都在印度、中国、日本有着不同的发展。未来的文学理论势必以跨文化的眼光对以上种种现象作出前无古人的新的研究。
    
    总而言之，文学理论的未来很可能是建构在以上所述异质文化之间文学互识、互证、互补的过程中。这样的文学理论将对人类不同文化的沟通作出重要贡献。
    
    跨学科文学研究也是未来文学理论的另一个支柱。二十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二十一世纪还会进一步发展；由于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二十一世纪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可能会更多地集中于人类如何面对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挑战。
    
    科学的发展为文学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观念。十九世纪，进化论曾全面刷新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二十世纪，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热学第二定律以及熵的观念对文学的影响也决不亚于进化论之于十九世纪文学。如果说十九世纪是机械学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将向人类展开一个过去人类连想也不敢想的生物学世纪。由世界六国科学家联手合作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即将完成定序，人类遗传密码将被破译，人类即可开始探究、分析生命的蓝图。这将深刻地改变现有的哲学、伦理、法律等观念，并将对社会、经济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对于基因的排列和变异的研究，对于克隆技术关于生物甚至人的“复制”技术的实现，体外受精、“精子银行”对于传统家庭关系的冲击，以及人类在宇宙空间存在的心态所引起的种种道德伦理问题等等，这一切都对人文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这些问题无一不首先显示在文学中。千奇百怪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预先描写了科学脱离人文目标，异化为人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时人所面临的悲惨前景……这些都还有待于未来的专文论述。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与文学研究之间的整合必将为文学理论的发展翻开全新的一页。
    
    无庸讳言，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也很难预测其前景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文学理论和人文学科的其他一切领域一样，都将会经历难以想象的颠覆和重建。现在不少年轻人都在谈论文学理论的无用和即将消亡。我之所以仍抱有一线希望，是因为我心目中的文学理论将是建立在全新的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基础上，它将有益于人类的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有益于在全球“一体化”的阴影下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而文化的多元发展，也许是拯救人类文明的唯一途径。
    
    [i] 亨廷顿：《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美国《外交》杂志1997年10月号，译文见中国《参考消息》1997年10月16--18日
    [ii] 洛利哀:《比较文学史》，傅东华译，上海书店，1989, 352页
    [iii] 阿尔蒙多.尼兹《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罗恬译，《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年，第一期，５页
    [iv] 《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序，孟而康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1998（中国文化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