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很容易以诗歌的名义背离着诗歌的精神；我们有太多以时代的名义编选个人偏好的选集，以所谓的全面公正的立场编选一些毫无个性的大杂烩，以所谓艺术的品味抵制激情、血液和真实，以所谓学术的态度清除着生活；我们有太多诗歌的炼金术士。以之来反观当下的诗歌乃至有些先锋诗歌看起来激进，其实是颓废和退化的，它们是颓废的现实主义。很多诗人对真的诗歌精神是怀疑、嘲讽甚至批判的，有的在言辞或技术中寻寻觅觅，更多的则是暧昧、无名的，是对生活或别人诗歌的复制；它们表现的不过是对自己屈从的一种解说与再现，这是对诗对生命存在的讥讽。他们执着于历史、民间、知识、中年、神话、技巧、隐喻甚或叙述，归结一点便是如何搬演他们大声抗议的日常生活。他们以戏谑的语言预示清醒的态度，以迂回曲折的手法表现事实，以取消自我的方式来达到客观，以与时俱进的姿态接近存在，真实成为一种技巧和不断自我翻新的产物。反讽与混杂成为诗艺成熟的界碑，如何处理意象纷呈的人生经验是诗人们的追求，能否书写存在的悖论或呈现出悖论似乎成为诗人人生境界的体现，总之智慧成为诗歌的钥匙。无论是在国内或世界我们的负面遗产都太多，在普遍的怀疑与期待中我们尚没有形成自己的诗歌谱系和精神遗产，虽然几乎每一个诗人都有他们推崇、模仿的众多西方大师，在这种不对等的情况下多数只能横向地移植，对于身边的诗人他们在还未形成自己的认识时便已盲目地否定了，这是一个误区。

　　90年代至今的遗产与现实呈现出背叛与顺应的奇妙结合，诗人们自觉地抛弃80年代乃至前半个世纪诗歌的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的合谋，而顺应其实在某些诗人那里呈现的是批判的姿态，那便是市场的功利主义盛行，换用一位学者的话这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诗歌不再是合谋者而是形成了微妙的同构关系，他们是清醒的深知鱼儿与水的关系（参见伊沙的《司机的道理》），不过从前期的主动转化为被动甚至是扭扭捏捏的犹抱琵琶半遮面。暧昧与凡庸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精神征象，对凡庸的推崇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相比。权利是人们着意消解又是自觉追求的对象，这里不仅仅存在着悖论更隐含着角色转换的期待和现实，当然我并非批评权利而是质疑权利构成的简化和粗糙化。而诗歌愈来愈沦落为一种艺术的门类，似乎人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地活着。很多诗人自觉地追求诗歌的边缘化，有意识地与生活保持着距离感以达到所谓艺术的纯粹，或在接受中表演着一种痛苦；更有再现世俗生活的快乐，以确证一种虚伪的时代感甚或反叛意识，这些都是与生活的同构；无论是自觉还是潜意识都是殊途同归。诗歌一次次降下心灵的高度，却没有想象的大地出现，从而形成众语喧哗又万马齐喑的状态。

　　为甚么同是对个人的肯定而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为甚么生活环境松动后我们的精神处境却每况愈下，我们是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还有哪些诗人仍梦想着生命的神性，以拥抱的姿态走向生活？人们还有哪些理想与抱负？追求诗歌的独立与个人的自主，这种行为本身为何产生了负面效应？



　最简单、通俗的做法是将之归因于社会的过渡时期，世俗社会的来临和改革的阵痛；这本身便是对时代的误解，对个人的逃避和对真实的遮掩；从而在反面承担了自己的宿命；这也是一种惊人的无知，时代精神往往体现在对现实的清醒、批判与超越中，绝不会是接受、认同和美化。不过这些问题也是有些诗人引以为豪的资本，他们往往以生活环境的优越化，以诗歌对现实承纳的多少，以诗歌的技艺化程度来衡量诗歌的进步，这是真正的症结所在。进步本身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会有它的衍生物，形成惰性的力量会使人们盲目又自负，使我们很容易迷失在表面的镜像中丧失了探索反思的能力而成了欢乐的俘虏。当然有人会说这才是生活，他们忽略了他们不过是在模仿，这也是对时代的再现的一种，但这只是犬儒主义的表现，缺乏真正创造的态度，我们生活的意义之所在。他们是将对自我的追求转化为生存的智慧，不是去思考对存在有距离地介入，而我们没有认清时代和历史的诡秘怎能达到超越存在的境界。

　　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宿命，对于生活其间的人谁也无法逃脱，时代对自身的不断超越，使个人的坚守或剥离都缺乏应有的根基，没有参照物，没有对立面，精神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抛弃着自己，或许复制是最好的表达。这就是为甚么背叛比想象的艰难同时也比想象中的高贵，当顺应成为一种隐在的先锋之后，当表面比内在更加真实、深厚和优越时，我们凭借甚么得以形成自我的观念。而在生活中荣誉、尊严乃至道德变成近乎伪善的笑谈或利益的翻版，个人则成为欲望的真实，更确切地说是物质的情人，并以之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共同构成了我们生存的背景。精神的不断消解与生活的不断改善使个人的迷失表现的是如此地光怪迷离又是如此地水到渠成，对内在于传统的个人自觉剥离后的虚无之感与后现代的及时行乐的混合使90年代以来滥觞的个人主义表现出复杂的面相，这是对真正个人的一次实现更是背叛。80年代的身体无法负荷庞大的精神，而现在则是精神难以承担沉重的肉身。为了将生活进行到底，人在市场与政治的双重剥夺下不断卑弱化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对自我进行清理、逃避和覆盖。写诗不再是对个人的张扬和确立而是一种自我的压抑，主体性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词汇。诗与写诗者构成了微妙的讽喻，他们通过写诗来取消并呈现出人的正日益消逝的部分自我。这种自觉剥离的心态削弱了我们承担的意识，将解构视为一种使命；我们在对极端的纠正中丧失了真实感，借助于海子的大地我们上升到一种虚妄的俯视，而它们不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种漂泊无根之感已深入现代人的骨髓，生活成为生活的价值。

　　即使一些有追求的青年人也很难走出个人的阴影，挣脱世俗的束缚与诱惑，他们在唯我中缺乏抵抗的意志，在平滑的生活流动中难于领悟存在的深度，更不会自觉地向隐秘处挖掘抵进黑暗。没有信仰，没有大爱，没有另一个世界与世俗抗衡，他们的批判精神与反叛意识往往也是病态的，他们在个人感觉的真实中以自我的美化作为一种超越；或以融入实际的生活为一种承担和责任，并不断地在现实的沉沦中追求、刻画着种种自立的述求。从卫慧到下半身写作再到葛红兵，我们绝望的肉体如何承担它的背叛，身体最终会表露出物欲的真相，我们生活的本色。一些诗人也在与之对抗，但又缺乏对抗的资源、力量和勇气而陷入一种颓废且失败的情绪里，因而排斥存在而无法接近真实，并把诸多的情绪、力量呈现在诗作中。我看到现在一些优秀诗作也多是诗人对未被认可的一种报复性自残与自救甚或自慰的表现，这是病态的当然也是真正诗歌精神的一种体现，不妥协，一种反抗病态的疾病。我们的时代借此呈现进而又以之来规约我们的发展。

　　诗歌的处境也就是人的处境，诗歌的萎靡最直接的因素是个人生命力的衰弱和病态。没有健全的个人当然就不会有高贵、壮丽的诗歌，事情就是如此的悖论。不过是很多人难于形成这种意识，人们太容易将个人的残缺转化为社会的问题，进而误以为是时代的特征并将之表现出来，更加深了社会的混乱。这种自觉的病态是否能够得到疗救？从北岛到于坚，他们的诗歌见证了我们的真实，我们走过一个人的道路，却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人。我们对自我的追求中最后都走向对个人的消解，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渺小的个人吗？而对自我的坚持多会是个人生活的灾难。你看诗人黄灿然的《倾诉》：愿你不要清高，也不要单纯/孩子啊，愿你一生平庸……愿你平平稳稳，这是父母的希望/他日你人面兽心，或者行尸走肉/我们都不会谴责，也永不会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