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根本谈不上全球化的问题。持这一观点的人往往只看到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而无视“全球化”倾向,并主张中国不应一味追求西方激进思潮,以至发出“中国本身问题就如此复杂,谈论全球化问题是一种‘奢侈’之论调”。他们甚至还扬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不适合中国的需要。可以说,这是与80年代的西化倾向迥异的一种思潮,从整体上讲,缺乏宏观气魄和高远精神,缺乏从世界范围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胸襟。所以,在遭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时,或遭到西方文化的负面的效应时,它并不是超越或解构这种负面效应,而是退回到传统的坚硬外壳之中,消极抵抗,已然无益于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对此,王岳川先生有过切中肯綮的评论:
     从激进的“五四”到保守的“国学热”,这一现象说明了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反证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热”的出现具有不可忽略的当代意义。如果过分偏激地批评新儒家和“国学热”必然会遇到一些文化悖论,甚至有可能会在后殖民时代走向一种丧失根基的文化虚无主义。但对国学热完全认同而不加批判,则有可能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丧失更新我们知识视野和引进新的知识资源的可能性。〔5〕


     有意将全球化“浪漫化”是当下人们对全球化作出的又一反应。这是一种过于开放的态度,基本上把全球资本主义看作人类发展唯一的前途。对于每个“浪漫化”论者来说,福山式的资本主义胜利就是一种公理,于是亚洲金融危机成了美国和西方胜利和优越的标志。在这样一种视角下,全球化似乎意味着一种“世界大同”梦想的实现,常常被幻想成解决各种问题的最佳方案和人类的普遍自由。正是这种对全球化的浪漫的、一厢情愿的理解使我们将全球化看作一个时髦的但和我们相距颇远的话题。
     不少论者开始奢谈所谓“世界潮流”、“普遍价值”之类的话并用来对全球化进行阐释。殊不知,这样一种阐释往往是一种简单的操作,即将西方或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变为人类的终极价值,用所谓共有文明的浪漫表述掩盖“全球化”的问题。如果将这一做法推而广之就势必导致思想上的混乱,于国于民都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是以牺牲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为前提的。许多西方学者同样发现,全球化的危险是现实的。有论者直截了当地指出,“全球化毁灭主权国家,连通世界版图,滥用已建立的政治共同体,挑战社会契约,过早地提出无用的国际保障概念……”〔6〕连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提出了极为悲观的看法:“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的最热情的宣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来自美国,因而实际上更加剧了霸权企图的怀疑,经济和政治权力也许比早先更具有消解中心的色彩”。但是他又认为,“如果不考虑到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就无法理解全球化。……文化冲突现在比过去更明显地体现在一种意识形态和机构的领域里,而这恰恰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的一个产物”。〔7〕另一位西方学者,著名解构主义大师希利斯•米勒(Ｊ.ＨｉｌｌｉｓＭｉｌｌｅｒ)也不否认全球化过程对世界各国人的影响。在他看来,全球化而今已成为“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生活中许多领域里一个决定性的因素”。〔8〕
     但全球化也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因为它试图根据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象来重新建构世界。〔9〕对这种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导致的生活便利和文化趋同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有论述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文明扩张的意识形态性。他们认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两位革命导师的话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全球化不无启迪。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全球化并不是偏离常规,也不是一种激进的变革,更不是人为策划的结果,它只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动力的一部分。菲利普•英格哈德说得好:“全球化无疑是西方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11〕全球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市场普遍化。现在的交易涉及了以前各个独立的领域,文化、服务、自然资源、知识财富都成了自由贸易体制的组成部分。所有的东西都被转化成货币。
     现实生活的重新展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就拿因特网来说,它确实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古典的传媒在传播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上是极其有限的,而因特网却能将它的用户送到所谓的其它地方去。因此,只要占领了整个麦克世界体系就能“游览”世界任何地方。因特网造就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所谓的“电子游牧生活或曰电子殖民主义”。〔12〕用贝特兰•巴蒂的话来说,全球化所展现的是“互相依赖的增加,这种依赖把世界空间的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它们实现一种日益具有限制性的统一和整合”。〔13〕吉姆•鲍吉拉德的话也令人回味无穷:“所有值得称为文化的都在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方式中去丢失了自我。凡是将自己普遍化的文化都失去了它们的独特性并且死亡了。那些因为用暴力而使之同化的、被我们所毁坏的那些文化就是这样,而那些自称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也是如此”。〔14〕
     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通过媒介将意识形态向四处传播。在这种看似中立、平等、互利的扩散中,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毫不费力地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依靠各种优势,尤其是在多媒体、互联网、卫星电视等方面的强大势力,以贸易自由化为借口,积极打入他国文化市场,通过实施文化渗透的手段以获取更大实利。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帝国主义的高明之处。在输出过程中往往见不到血腥的杀戮,故无须使用“侵略”或“霸权”的字眼来描述所发生的一切。可见,文化帝国主义本身不仅仅是一整体经济、政治与军事殖民现象,它同样是一种思维习惯,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主导观念,广泛表现在知识、文化与技术领域里,只是这种殖民化是通过市场的全球化来实现的。
     问题是,我们如何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认同于全球化,因为全球化的规则不是我们制定的。我们的参与完全是出于自身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要对全球化保持清醒的认识:所谓普遍性无非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遁词而已。同时,还要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一句话,我们要确立全球化的问题意识,把全球化、问题化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在多重批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无论是文化帝国主义还是全球化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民族性、民族文化与民族主义的命题。但我们坚信,全球化的势头不管有多大、有多猛都不可能完全改变一个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理由很简单:构成文化核心的深层结构往往是那些在全球性范围内把不同民族文化加以区别的文化的根本性特质,诚如本尼迪克特所声称的,“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15〕由是观之,我们没有必要担心中国文化传统的丧失而反对向西方学习,也没有必要因为要面对全球化而反对或放弃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完全可以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竞争,没有必要担心这会妨碍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