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也：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雲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4]这是武帝第一次有计划的北侵，师出无名，不宣而战。“得胡首虏七百人”，“为胡所败七千余人”，双方共伤亡近万人，“唯青赐爵关内侯”[5]。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
武帝以为彻底胜利指日可待，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动了最大规模的北伐战役。这对匈奴确实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场战争对汉朝的伤害也是难以康复的。战争暂告一段落，两败俱伤，汉匈之间千里无人烟。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以征伐求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灭，改年号为后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并决定不复出军，史称《轮台诏》。“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锈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未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6]
从马邑之谋到下《轮台诏》近五十年，武帝的思想终于有了改变。五十年前，文景之治，汉朝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边境亦出现了罕见的和平景象。武帝贸然发动了汉匈战争，搅得天无宁日，满目苍夷；人口减半，民怨沸腾。武帝晚年，精锐部队全军覆没，主要将军非死即降。经济损失更是不可估量，仅赏赐军功所用黄金就达二十余万斤。刘颁《咏史》曰：“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髑髅”。
司马光对汉武帝有一个中肯的评价：“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乎。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秦之失而无亡秦祸乎！”[7]武帝临死之时，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汉发军屯西河，左将军上官桀巡狩北边。
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大举远征始于汉武帝，终于永乐大帝。朱棣被汉人认为是唯一御驾亲征漠北的汉族皇帝，“五出三犁”是其丰功伟绩。而蒙古人认为他是妥欢帖睦尔之遗腹子[8]。御驾亲征亦是人类历史上极荒唐的事件。
靖难之变，朱棣成功地篡夺了帝位，并下令篡改历史记录。篡位是不忠，不认生母是不孝。不忠不孝之至又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朱棣在南京度日如年，将兴趣和国都转移到了北方，而进攻蒙古是最神圣的借口。
1410年朱棣发动了五十万大军北征。在出征诏书中表达了必胜的信心：“以大击小，以顺取逆，以治攻乱，以逸待劳，以悦吊怨。鲜不殄灭荡除有罪，扫清沙漠，抚绥颠连，将疆场乂安，人民无转输之苦，将士无战斗之虞，可以解甲而高枕矣”。[9]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漠北几近不战而返，无人立功受享。1414年朱棣应昔日敌人阿鲁台的请求，又亲率50万“马步官军”分五路北征，在漠北忽兰忽失温与瓦剌游战一天（六月初七），双方伤亡相当，“遂名其地曰杀胡镇”。
两次大规模的北征既没有夺回国玺，也没有获俘大汗，虽然对蒙古游牧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明朝本身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已让有良知的人感到痛心。户部尚书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礼部尚书吕震等都认为远征漠北，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10]。方宾被迫自杀，并被戮尸，夏原吉被捕入狱。朱棣不听劝阻，又三次亲征。永乐暴崩于第五次出征回师途中。临终之即，朱棣似有所醒悟：“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驱之而已，不穷追也。且今孽虏所有无几，茫茫广漠之地，譬如求一粟于沧海，可必得邪？吾宁失有罪，不欲重劳将士”[11]。
朱棣三番五次出征，俗称“燕王扫北”，似乎使农耕民族扬眉吐了气，一直为汉族官僚和百姓所喜闻乐道。“有元勃兴，腥膻中土，亦开辟之所创见。极盛而衰，倚伏常理。我朝治隆唐虞，澣海无波，大漠无尘，穹庐之下，间有暇息游魂，雉奔兔伏，逾垣草窃，临以大军，逃命窜匿，尚何足计者耶！予窃禄于朝，恒见北狄酋长称臣纳贡，俯伏殿陛之下，气不敢喘，睛不敢运，以为旷古所无及。读此录，始知太宗文皇帝神武天纵，廓清摧陷，三边尽涤，比之太祖高皇帝，峻德成功，再立华夷限界，亦可谓继述有光者矣。今百有余年，烽火不惊，边陲无锋镝之交，中土无馈运之苦，祖宗功德其可忘哉！”[12]
其实永乐五次御驾亲征蒙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死后二十五年即有土木之变。瓦剌卷土重来，明英宗模仿朱棣纠集五十万大军仓促出塞应战，大败，本人亦被也先所得。
朱棣御驾亲征劳民伤财是无疑的，否则不会有户部、兵部、工部尚书的反对；师出无名是肯定的，否则礼部尚书不会非议。就亲征的结果而言，只是杀掳了少量游牧骑兵，其攻击的对象如阿鲁台等“元凶”一个也没有消灭或俘获，传国玉玺也没有缴获。除了教训，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正如滑铁卢战役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所言：“胜利是仅次于失败的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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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正明：《和亲通论》，《民族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96。
[2] 《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19页。
[3] 《汉书》卷6《武帝纪》，中华书局，第161页。“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4] 《史记》卷110《匈奴传》，第2906页。
[5] 《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 第2473页。
[6] 《汉书》卷96《西域传》，第3929页。
[7] 《资冶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二，第747页。
[8] 这一传说在蒙古地区流传持久而广泛。《蒙古黄金史纲》中有如下记述：“汉家之君第一代即洪武皇帝，其子建文皇帝，在位四年之后，弘吉剌哈屯之子，统率自己少数护卫与兀剌之六千兀者人，水滨之三万女真人以及黑城之汉人整兵来伐，擒获汉家洪武皇帝之子建文皇帝，捺印于其颈而废逐之。于是，乌哈噶图可汗之子永乐皇帝为君，而汉家却以为真正吾皇之子做了皇帝，号曰大明”。
[9]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八。
[10] 《明史》卷 149《夏原吉传》，第4154页。
[11]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三十。
[12] [明]金幼孜《北征录》之秦民悦“金文靖公北征录序”。
四、民族整合有山庄
康熙大帝是满蒙汉结合的产物。他既尊重游牧传统，也崇尚汉传统文化。主张“天下一家”的“参天可汗”唐太宗是他的榜样。李世民清楚地意识到修长城是“重困我民”。 “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1]。这些思想在康熙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