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来华的朝鲜使团有关人员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这在朝鲜的历史上被统称为《燕行录》。因此，《燕行录》并不是专指某一个朝鲜使团人员来华时的著述，而且，书中文字的长短、卷数的多寡均不受限制。[1] 
朝鲜三节年贡使团通常在每年的十月或十一月初从汉阳出发，十二月末以前到达北京。清代朝鲜使团所行路线多利用陆路，沿线所经过的主要城市依次是平壤、义州、鸭绿江、凤凰城、连山关、辽东、沈阳、辽宁、沙河、山海关、通州、北京，等等。总路程在3100里左右，途中约需50～60天左右。这样，整个旅程、包括在北京的日子约需5个月左右。他们在北京的驻留时间一般可在60天左右。朝鲜使团人员以私人身份与中国官员、学者甚至西方传教士进行接触，并可游览书肆以及名胜古迹。
朝鲜王朝所派遣的来华使臣，回国后往往要由国王召见，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必须将途中的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使团中的其他人员也私撰有关出使中国的记闻，它们多是用汉文写成，也有个别是用谚文（即朝鲜文）写作的。这一系列记录朝鲜使团成员沿路见闻的著作，即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各个时期的《燕行录》。
《燕行录》是一系列关于燕京之行的书的总称，因而具有体裁多样、作者层次广、年代跨度大的特点。其体裁有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其作者包括朝鲜派往中国的正、副使、书状官，以及使节团中一般的随员，著名的学者有朴趾源、李德懋、洪大容、柳得恭等，这些人同时也是朝鲜历史上“北学派”的著名人物。最早的《燕行录》著述的时间开始于崇德二年（1637），目前所能见到的是金宗一写的《沈阳日乘》，而能见到的最晚的著作则是光绪十四年（1888）无名氏的《燕辕日录》。
《燕行录》内容也是十分广泛的，笔者所见到的韩国成均馆大学收藏的《燕行录选集》，除了记载路途、使行人员、贡品和沿路所见的风景外，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有详略各异的记述。尤其对于中国的时政、著名人物、藩属外交、边境贸易、商人市集、士人科举、以及婚丧风俗都是记述较多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的侧重点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朝鲜学者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非常感兴趣。
《燕行录》在内容与时间上都覆盖极广，同时由于是外国人对中国认识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直笔、全面、完整是《燕行录》的最大的优点，也使其成为研究清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况的宝贵资料，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弥补中国史料的不足。
本文采用的《燕行录》是由韩国成均馆大学1962年编纂的《燕行录选集》本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朴趾源的《热河日记》，《选集》本所包含的30种《燕行录》与《热河日记》基本上已经包含了在各个时期影响较大的各种《燕行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一、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与市集文化
 
18世纪正是中国商业最为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市集亦呈现了一派繁荣景象。
清代北方市集的发展，以北京、通州最具代表性。全国的中心城市北京在18世纪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市集也向专门化、多元化发展，而且从正月到腊月几乎隔不几天就有各种庙市举办，大大扩充了市集所占据的地域。
北京的“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药铺、洋货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及也”[2]。
清人鲍西冈鉁的《春游词》就生动描绘了当时琉璃厂的游人杂沓，北京市民在正月逛厂时的情景。
“料丝羊角灿成行，簇帛堆纱锦绣装。岁岁灯棚变新式，鳌山结撰到西洋。”
“像生花草捻泥人，鼓板笙萧小店陈。风景不殊吴语杂，勾人情绪武邱春。”[3]描绘了琉璃厂中来自各地的各种商品云集、热闹繁华的景象。
华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通州，市集发展得也非常成熟，既有位于城市中的固定的市场，如米市、柴市、猪市、牛市、鱼市、南北果市、骡马市、菜市、猪市、草市、骡马市、钱市；也有城郊固定地点的定期的集市，如州东关集场、州北关集场、张家湾集场、燕郊集场、宏仁桥集场、西仪集集场、墎城内集场、永乐店集场、马头店集场、牛堡屯集场、于家务集场。[4]
朝鲜使臣及学者们所撰写的《燕行录》中也有大量直观描写中国18世纪生机勃勃的市集的文字。他们对路过的中国市集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由于特别注意观察和记录风俗民情，希望从中看到中国真实的社会面貌，他们差不多是有闻必录的，提供了不少中国人习为不察的社会生活史料。
根据大多三节年贡使团的行程安排，从朝鲜的王都平壤出发后，在义州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的领土，来到了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国门——栅门。栅门这个边境小城“左右市廛连互辉耀，皆雕窗绮户，画栋朱栏，碧榜金扁，所居物皆内地奇货”。因而使臣们感叹：“边门僻奥之地，乃有精鉴雅识也。”认为栅门的“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5]
对于接下来沿路所经过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村镇，使臣们都以极大热情来描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18世纪中国北方的辽东以及华北地区的市集的情况。
在这些记载中，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多侧重于市集的繁华富丽，人潮如织，反映出了18世纪中国北方城市经济的极大发展，如沈阳的街市，“毂击肩磨，热闹如海。市廛夹道，彩阁雕窗，金扁碧榜，货宝财贿冲牣其中，坐市者皆面皮白净、衣帽鲜丽”[6]。
在旧辽东城，朝鲜使臣及学者们看到“人物市户之盛，倍于凤城，两边列肆，百货堆积，门植木牌，高为三四丈，各镌物名及姓氏居住堂号，填以金碧，酒楼则悬蜡瓶，典当铺则揭画钱，其余汤饵饼面之肆亦皆刻样垂帘，雕窗绮栏，炫耀人目。”[7]
还有一部分朝鲜使团是直接到热河去觐见清朝皇帝的，因此《燕行录》中也记载了热河的街市：“闾井栉比，商贾辐凑，酒旗茶旌，十里辉映，弹吹之声，撤宵不休。康熙间万家，今为数倍，不待四方之征召，已藏数万精甲，亦可谓富且庶矣。”[8]
在北方物资交流的重镇——通州，朝鲜使臣和学者们感叹“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巨舶十万艘皆画龙”[9]，同时也描绘了通州城以及城中市集的繁盛：
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通州。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下船登岸，车马塞路不可行。既入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富，已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条路，寸寸前进。市门之扁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10]
街路之上，往来行人及商胡之驱车乘马者，填街溢巷，肩摩毂击，市肆丰侈，杂货云委，处处旗牌，左右罗列。如绒裘、袜、红帽子、书、瓷器、米、谷、羊、猪、葱、白菜等，或聚置床上，或积在路边，车运担负，不可尽数。至如壕堑之深广，城壁之坚致，楼榭台观之壮观，署宇仓社敞之宏大，非如沈阳之比，真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11]
与大城市相比，乡镇的市集就显得简陋得多，但是也突出地表现在商品种类繁多，物资的极大丰富上。例如使团必经的一驿站新民屯，也是“市肆之繁华宛如都邑，鱼肉成林，绫帛如山”[12]。
而朴趾源（1737～1805，乾隆四十五年随朝鲜使团到中国）所见到的闾阳市日，更是“百货凑集，车马填咽”[13]。
金景善（1788～？，道光十二年作为朝鲜使团的书状官使清）在路过沙流河的时候，“适值市日，种种货物，夹路开肆，趋市者率多骑驴”[14]。
有时候小地方的市集也不比大的城镇差，朴思浩便记载说：“玉田小城也，然市肆扑地，楼阁如画，稳籍富丽，似胜于蓟州。”[15]
《燕行录》的作者无论是正副使、书状官还是使团中的随员，多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