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中国商品种类繁多，各种奢侈品层出不穷。例如，洪大容在琉璃厂见到“诸铺不知其几千百廛，其货物工费不知其几巨万财，而求诸民生养生送死之不可缺者无一焉，只是奇伎淫巧奢华丧志之具而已，奇物兹多，士风日荡，中国所以不振可慨也”。同时，他还注意到“京城诸市往往以纸造车马人物为小儿戏具，皆随手粉碎，不直一文，犹列肆见售。”不禁评价道：“俗尚之浮侈也。”而店铺前为了吸引行人注目的招牌幌子，“凡在通衢十字路口多设酒楼夹道相望，皆架出檐外，栏槛环丽，但上雨旁风，一经夏潦，必不免重修，虽其财力之丰足，苟悦目下不惜糜费亦不可晓也”[48]。

这种浮侈的景象令朝鲜使臣和学者们常常感慨不已，但是对于所谓的盛世景象，一些朝鲜的学者并没有被眼前的繁盛所迷惑，而是有自己的看法：“市肆所售一砚之值至或百金，噫，天下有事则珠玉宛转而不收，海内升平则瓦砾埋没而必采，富贵者适然取视，则贫贱者努目收藏，清赏者偶一摩挲，则椎卤者茧足奔趋，于是乎锄犁所起，钩罾所登，尸气所渍，纷然为宝于天下，天下珍玩之心又苦矣。”[49]

同时，他们还指出清朝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对中国社会的危害：“货物工费不知其几巨万财，而求诸民生养生送死之不可缺者无一焉，只是奇伎淫巧奢华丧志之具而已，奇物兹多，士风日荡，中国所以不振可慨也。”[50]洪大容在市集上看到“剃头者以扁担担两圆桶，外施杂彩，桶中削刀大小箟洗盆及炉罐温水之具无不备，挖耳垢刮足核，凡漉削簿技，猥琐械器无不具，其甘为人役，不惮卑屑如此”。也不由得感慨“中国升平之久，民物繁庶，生理之苦艰可想也”[51]。

18世纪的中国正是所谓的康乾盛世，而冷眼旁观的朝鲜学者们却从市集上充斥的种类繁多的奢侈品中看到了“中国所以不振”的一个较为深层次的原因。

2．“力学中国”——燕京之行对朝鲜北学派的影响

18世纪随着朝鲜使团到中国访问的有不少是朝鲜著名的学者，如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柳得恭、李德懋等。他们的身份虽然不同，但其有关《燕行录》的著作确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所谓“适燕者多纪其行，而三家最著，稼斋金氏、湛轩洪氏、燕巖朴氏也。以史例则稼近于编年，而平实条畅，洪沿乎纪事，而典雅缜密，朴类夫立传，而贍丽宏博，皆自成一家，而各擅其长。”[52]其中湛轩洪氏和燕巖朴氏指的就是洪大容和朴趾源，他们分别著作的《湛轩燕记》和《热河日记》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都是非常有影响的。

18世纪的中国到处呈现一片盛世景象，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朝鲜王国，已开始由盛转衰，政治混乱，经济凋敝，人民贫困。因此，这些随使团访问中国的朝鲜学者通过亲眼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以及与中国士人进行交往中，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都一定的了解，因而积极主张改革朝鲜时弊、对外开放。当时李朝的士人自称“小中华”，主张“尊明攘夷”，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经过访问中国，对中国的繁荣有了深入的认识，他们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因此回国后批判了朝鲜士人的这些陈腐鄙陋的观点，主张学习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力主“北学中国”，进而改革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影响深远的“北学派”，并对朝鲜“实学派”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学派”以利用厚生、北学中国的实学思想为中心，北学派史学思想是朝鲜思想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与它之前的实学以及性理学思想有批判继承关系。一方面，朝鲜半岛实学与中国实学思想有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北学派的的主要思想家都曾到中国考察过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并同中国学者笔谈切磋，交流思想，他们受中国的影响是无疑的。而且北学派实学活跃的时期，正值中国的“康乾盛世”。通过两国的使节交往，中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明显地影响着朝鲜，北学派实学社会改革、利用厚生的思想在这些条件下日益成熟。同时，在北学派实学家的著作中，引用了不少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戴震、章学诚、毛奇龄、梅文鼎、袁枚等人的社会改革思想，可见北学派实学是受了中国学者，特别是明清实学思想的启发和影响的。

北学派学者之一的朴趾源“看到中国‘吴中名士’、‘翰林庶吉士’在‘场市间’来往穿梭，‘精鉴雅赏’。相比之下，李朝‘贫士家虽乏无尺童者，未尝敢身至场市间。与贾竖辈评物高下为鄙屑事’。所以造成了工商业落后，封闭，不开化。走出国门的朴趾源，通过贫富两种情况的对比，认识到只有发展工商业，‘四业’并举，才能实现‘利用厚生’的价值目标，实践圣人的古训。”[53]

燕京之行见识到了18世纪的中国“市廛夹道”、“百货凑集”的盛况，朴趾源把“利用厚生”的学说解释为：“工制什器，商通财货，以利民生，使衣食图谋民之厚生”，因而更“重视实用和实践，主张同等对待农工商各行业，以保证其‘生业’”。[54]工商业是“利用厚生”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记述了许多乾隆年间中国的商业情况，如市集、商队、商人等等（前文已有诸多引述），其重视工商业的思想与正统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韩国实学思想是不同的，这也正是朴趾源“利用厚生”学说的进步性所在。

洪大容、朴趾源等朝鲜北学派的学者们经过中国之行后，根据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想，完善了其改革开放、利用厚生的理论，18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亦坚定了其北学中国的决心，甚至提出了“力学中国”的口号，对朝鲜的学术史、思想史都极其重要的影响。

结      语

《燕行录》作为同中国明、清两代有着直接和密切关系的系列著作，直笔、全面、完整、重要应是其主要特点。其内容涵盖了清代入关前后、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使团所经过地方的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历时260年以上，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虽然《燕行录》对于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的记载在内容上未必超得过《日下旧闻考》、《帝京景物略》之类中国古籍，可是，由于该书的作者是外国使臣或学者，他们没有顾忌，更不必修饰，所以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怎么看就怎么写，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他们的独特视角审视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因此，通过《燕行录》研究中国北方的市集，通过市集了解当时的中朝文化交流以及文化差异，可以从一个外来者的视角看中国的社会，也可以以后学者的角度看当时朝鲜使臣和学者们与中国士人的交往、交流，这就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和中朝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和角度。

《燕行录》反映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其史料价值不是一般的中国正史或野史笔记所能替代的。在充分肯定其真实性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来访者由于访问时间、范围、语言障碍和作者的视角等方面因素所带来的局限。有关市集的内容只是《燕行录》中的一个部分，这些珍贵的国外文献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利用。[55]

[1]王政尧：《<燕行录>初探》，《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

[2]（清）万青黎、周家楣修，张之洞、谬荃孙纂：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八，《风俗》，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3]（清）戴璐：《藤阴杂记》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

[4]（清）高建勋等：《通州志》卷一《封域志》，《市集》，光绪五年（1879）修。

[5]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一《渡江录》。

[6]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一《盛京杂识》。

[7]李基宪：《燕行录》，《燕行日记》上。

[8]徐浩修：《燕行纪》卷一。

[9]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二《关内程史》。

[10]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二《关内程史》。

[11]李宜显：《陶谷集》卷二九《庚子燕行杂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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