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连自身工具性价值也放弃的艺术形式，已经走到了历史的拐口，它能否承袭传统的文化之脉，能否在秩序与和谐中重构“中华民族的美学基础”（林语堂谈书法），和“代替音乐成为一种表达”（宗白华谈书法），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思想觉悟者的质疑。书法正在它从未有过的喧闹中挖掘自己的坟墓，假若毕加索在世，他面对当今的浮躁之风绝不会再说：“假如我生在中国，一定是个书法家，而不是一个画家”这样的令中国书者激动不已的赞词。他肯定会说，书法，这全民性的技术膨胀，真是一种文化的罪过，是一种文化的误会。
一、文化的误会
有书者认为，书法是一种艺术的语言，是生命运动的感悟，是超越表象模拟而直抵心情的抒情达意的形式，或者认为是民族文化中一帜特殊的艺术形态。欧阳中石也认为“书法是中庸精神的最高产物”，连梁启超这样的学问大家也认为“一切图画中以写字为最高”，一生沉迷国粹的辜鸿铭甚至认为“毛笔代表中国人的理智。”这些对于书法的吹捧一是由于自身就是书者，有着极深的文化情结，可以不足信矣！另一方面，语话本身都有当时的语境条件，我们当今的书法家且不应以有这么多对书法的的恭维，而认为书法是文化的先锋，或书法就是文明的砥柱。
其实，拨开种种的语言迷雾，书法远没有那么神秘，也更不是多么神圣的高深艺术，它只是一种工具性熟练使用的偶然结果，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文化的方向性误会。从殷墟甲骨，三代吉金，到西北汉简，晋唐经卷，宋、明尺牍，还是紫台宫阙，文人馆阁，或者民间嫁娶，节庆商贾，或者马嘶战书，金戈捷报，还是古刹萧村，蛮童启蒙，可以说只要涉及到中国的语言文字符号，都要进行书写，而书写的目的和结果是表达和交流。不论是王羲之、颜鲁公、苏东坡、米元章，还是吴昌硕、于佑仁、毛泽东和齐白石，或者是邓石如和鲁迅，他们似乎都是把书写作为表达自己的一种工具和过程，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写字仅仅是完成目的表达的无奈的方式，而不是表达的最终目的和结果。但由于他们胸中的广阔天地和纵横江山，使笔下的文字符号达到了被他人认为的一种艺术化效果，这本不是艺术的专门追求，而是“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孙过庭）。本来“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波鸟迹，以定文章”（汉·崔瑗《草书势》）。晋代卫恒在《四体书势》中也明确认为“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看来古人还是比我们诚实的多，他们说的多明白，写字就是为了表达心中所想，就是交流，就是记录怕自己遗忘之事。事情的本然面目往往很是简单，可是我们许多人必须要把本来那么简单、明白的事弄得玄之又玄，根源之因是一种自我神秘化的目的。不管一个人对自己追求的东西多么狂热，对其评价和赞赏都不能超过理性的合理边界，否则只能在失去理性的狂热中把它摔得粉碎。就象一个人不管多么喜欢他收藏的奇石，或者这种奇石多么罕见和绝伦，你也不能告诉别人你的石头每到十五的夜晚就会唱一首动情的歌。
书法，就是一种书写文字的方法和法度。为什么书写要有一种法度，这不是艺术的要求，完全是古人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而致。在1600多年之前，古人没有书写所用的桌子，当时只有“几”和“案”，主要是用来放置器物，并不是专为书写的工具。从《列女图》、《校书图》和现在出土的两晋书写瓷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写字是左手持简牍或纸张，右手是在悬空的方式下进行书写，这样为了使笔控制得当，运笔自如，必须要有一定的方法和要领，如象我们游泳，如游得好，要讲究一定的方法和姿势，于是书写之中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了。只是桌子发明以后，方法随着工具的改变又有了新的变化。
但，不管这种方法如何变迁，它都是在围绕一个目的进行“书写”，也就是说书写者千变万化的方法本身不是目的。可是我们今天把这种方法单独剥离出来，作为一种至高的艺术境界进行追求，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中国文化的误会啊，为此，多少青春时光在这种误会的追求中被白白消磨。因为这种方法本身不能发现世界潜藏的秩序，不能创造思想，也不能使知识增量，所以我只能说它仅仅是一种技术而已。因为任何一种艺术，它本质上是帮助我们找回被遗忘的存在，让这种存在从日常的隐匿中显现的形式，所以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是去蔽存真的活动。而书法除了各种各样挥洒的线条夸张之外，不知帮助我们发现了什么，也不知能给多少人带来思想的启蒙。
二、技术的祛魅
如果说过去的书法存在一种艺术和审美自觉的话，现在的书法已完全进入了炫技时代。古人创造的书法艺术可以说明历史的不经意选择，而当今一些书者完全不了解书法的本来面相，作为被割断常识与记忆的一代，在笔墨游戏中又进入了一种新的误区。
当今的书法，可以说大都是一种对古人的摹仿，全然误解着古人书写时的心境和意趣，有的成为毫无感觉的机械复制，一味在技法上进行肢解、夸张、变形和反文本。他们根本不知书法历史上杰出的书法作品完全是大乐与天地同乐、大理与天地同结。徐悲鸿也认为：“书之美在情在德。”试看《兰亭序》、《祭侄文稿》和《寒食帖》，或者去看毛泽东在战时草拟的电文，哪一个在书写时是想着要写一幅书法作品，哪一个当时有时间要考虑什么书法技巧。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弘一法师临终前的“悲欣交集”四个字，在弘一大师当时的心境里，他怎么能去想着书写的技法呢？我们当今的所谓技法万千者，怎么能懂得这些震古铄今、飘逸神飞的千古绝唱。这些作品如果不是有大悲哀、有大欢欣、有风云千秋，气贯山河的豪迈和生命体验，怎能书写得如此自然，如此“雷霆起精锐，冰雪净聪明”的境界呢？读《兰亭序》完全能够感到作者当时的真容，他的所有变化是一种不经意间的创造。据学者吴大新最新考证认为，永和九年兰亭会根本不是什么“文人雅集”，而是王羲之召集的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当时的会稽连年旱灾，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作为会稽的军政长官王羲之哪里有闲情雅兴搞什么文人聚会，只不过是绝世书法掩盖了历史真相。如果历史果真如此，也证明了这件艺术作品偶然性诞生的合理理由。赏《祭侄文稿》，我们分明能够感到颜真卿那悲愤交加、 渴骥奔泉的倾情纵横，我们哪一个无病呻吟者能制造出此等生命震撼。弘一大师若不是阅尽人世沧桑，若不是有同体大悲之悟，怎能“悲欣交集”，这等境界不是哪一个浮华者所能摹仿。读毛泽东的书法则如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