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全国许多地方迅即掀起了抗日文化运动的高潮，最初以上海和北平为全国南北的中心。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后，特别是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后，重庆不仅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而且是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对重庆抗日文化运动领导权上随即进行着日益激烈的斗争。
    1938年10月，武汉被日军攻占前后， 《新华日报》社、《中央日报》社、全国“剧协”、“作协”、“文协”、“青协”等大批文化机构、团体和郭沫若、阳翰笙、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都先后随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委会迁到重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香港等地的文化界人士纷纷转移到祖国大后方，数月间就有几千人转移到了重庆等地。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形势下，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也迅猛发展，各抗日团体、机关、学校，到处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重庆城乡。1938年10月10日，在重庆举行了以宣传抗战为主题的中国第一届戏剧节，历时22天，有1500名专业和业余的戏剧工作者参加演出，参演剧团20多个，公演《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40多个，观众达10多万人次。还有25个街头演出队，如怒吼剧社、国立剧校、华北宣传队等，进行了为期3天的大规模街头剧演出，盛况空前。戏剧节不仅对正在发展中的各种戏剧，尤其是话剧进行了一次大检阅和交流，而且推动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抗日文化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1939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反共政策。国民政府成立了戏剧审查委员会，颁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叛国降日后，重庆和全国各地的讨汪运动空前高涨。1939年1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密电通令：严禁各地文化团体举行拥护国策的示威游行，声言：“游行示威妨碍战时秩序，应严行禁止。如违，即予严办。”于是，重庆的各抗日救亡团体相继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击和迫害，抗日文化运动遭到压制和破坏，由高潮进入了低潮。幸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抗日文化运动才得以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和发展，以后又转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抗日民主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
    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变化，其根本原因应在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机构及其指导思想中去探讨。
    当时重庆驻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有关机构和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的有关机构，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对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进行着领导和指导。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后又称文化组)，开始由南方局宣传部部长凯丰任文委会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秘书徐冰，委员有冯乃超、潘梓年和胡绳等5人。不久凯丰回延安，文委会直接由周恩来领导，徐冰协助他管全面，也兼管文艺工作，冯乃超兼有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可以说是南方局与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联络员，协助郭沫若进行工作，潘梓年主管新闻界，胡绳主管出版界。南方局文委会对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总的指导思想。194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党在文化运动上的任务》指出：“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文化向前发展。”这些主要的、正确的方针政策，都是南方局文委会领导重庆和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由于南方局文委会从重庆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正确的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从而推动重庆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还受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行政院教育部的领导和控制。这3个部里都设有专门的厅或处，分管宣传和文化(包括文艺)工作。它们领导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始终贯穿着 1938年4月国民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的旨意。而这个<纲领》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比较，除主要的有关抗日反汉奸方面相一致外，其余还有不少不一致的地方。如：关于人民的民主权利问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这是让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而《抗战建国纲领》规定：“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这种规定以国民党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和旨在维护其一党专政与独裁统治的法令，来限制人民抗日的权利及自由，是错误的，是共产党和进步群众所不能同意和接受的。1939年3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又颁布了蒋介石倡导和监制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其要旨是深入动员国民，“集中其一切意识思想智慧与精神力量于一个方向，而提高使用之”，“集结合全国国民之精神于简单共同之目标”，“即(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要求全国国民“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并强调“最根本者好忠孝”，要“忠于国家”，“忠于纪律，忠于法令”；最核心的是“望吾国民对于建国原则之三民主义，必须巩固其信仰”，以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粉碎敌人“欲以种种方法摇撼吾人之意志，威胁吾人之精神”的阴谋，“打破敌人精神制胜之毒计”。《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要旨，也就是国民党有关部门领导重庆和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1941年底国民党还在重庆都邮街十字路口筑成“精神堡垒”碑，上书《纲领》要求的“目标”、“道德”等，昭示国民身体力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是基本肯定和拥护的，但对其中“目标”、“道德”等的阐释和某些内容，有不同看法和保留意见。193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就《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向党内发出指示，“解释纲领的两面性，一方面为抗日的，这是基本的，另一方面为防共的”。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就即将举行全国精神总动员发出指示：各级党组织“必须根据中央书记处4月5日指示及中央日内广播的宣传大纲主动的积极的进行工作。主要的要经过这一精神总动员的形式，根据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实际解释与发挥我党坚决抗战的正确路线，打击日寇汉奸汪派托派反蒋反共、挑拨离间、和平妥协的阴谋活动，使这一动员成为我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反对防共，要求民主的武器。”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及其《纲领》的这些指示，无疑是南方局对待开展这项动员和领导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由上述可知，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理解，在抗日和反对汉奸方面是一致的，而在其他方面是很不一致的。因此，国民党有关机构，用以领导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除抗日反汉奸这主要之点是正确的外，其余都是有局限性的，错误的。因此，虽能促使抗日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发展，但又必然妨碍其蓬勃发展。例如，1938年底以前，即国共第二次合作不久，国民党抗日是比较积极的，也容许人民有较多的自由，因此，这时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是较开明的，使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景象。但是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后，颁行了一系列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政策和实施复古倒退，文化专制的诸多规章条例，因此，国民党有关领导机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除外)对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竭力排斥共产党对文化事业和抗日团体的领导及参与，从而严重阻碍了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应该指出，实际上由国共合作组成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对贯彻执行国民党错误的指导思想是个例外。1938年春，经蒋介石和陈诚提出要求，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由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主管负责宣传和文化工作的第三厅。蒋介石和陈诚又邀请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这是经周恩来进行说服工作，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郭沫若才答应就任的。蒋介石、陈诚邀请在全国政治、思想、文化界威望很高的周恩来、郭沫若担任要职，是企图收揽人心。但在周恩来、郭沫若直接领导下的、有不少共产党人参与工作的第三厅，却可以利用其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机构，合法地进行抗日宣传。共产党在第三厅里积极开展工作，三厅主要干部中的共产党员单独成立一个党小组，下面的共产党员另外成立一个支部，互相不发生联系，各自开展工作，团结全厅人员，努力开展抗日宣传，把三厅的工作搞得生气勃勃，使三厅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郭沫若任厅长时的第三厅抵制国民党对抗日文化运动的错误指导思想，它根据国民党符合抗日要求的一些政策和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南方局的意图，进行抗日宣传与指导工作，从而使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能在艰难的环境中逐渐蓬勃地开展起来。
    由于在周恩来、郭沫若具体领导下的第三厅抵制国民党错误的方针政策，而主要是按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行事，国民党就加紧控制第三厅。1940年夏，蒋介石等企图胁迫在第三厅工作的文化人士集体加入国民党，当遭到以郭沫若为首的绝大多数第三厅工作人员严词拒绝后，就改组了第三厅，而对被排斥的郭沫若、阳翰笙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则实行羁縻政策，在政治部之下，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术研究团体，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1940年10月1日，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郭沫若为主任，阳翰笙为副主任。参加此文工会的成员有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的文化人士，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文化人如姚蓬子等。文工会名义上是军委会政治部下属的一个团体，实际上它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具体领导下的一个“租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革命化基地”，群众则美称它是“第二红岩”、“第二(八路军)办事处”，共产党人利用文工会的合法地位，以文工会为据点，广泛团结爱国进步人士，尽量多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工作。他们不受国民党当局规定的束缚，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去进行活动，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去发动和领导重庆文化界进行抗日文化运动，从而使这一运动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向前发展。但到1945年4月，文工会又被国民党当局解散。
    1941年2月7日，国民党为进一步加强控制抗日文化运动，“切切实实履行思想领导责任”，在中央宣传部内成立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文运会”)，由宣传部长张道藩任主任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任副主任委员。中央文运会的"工作目标”，虽然标榜“以文化力量增强抗战力量，以文化建设促进国家建设”，主要任务是“规划全国文化运动之各种方案”，“协助策进各地文化事业”，但它实际上是想方设法限制各地、尤其是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它要求“今后无论团体或个人，应大仁大勇，身先作则，领导全国人民，切实服从政令军令”，“要完成三民主义的文化建设”。众所周知，当时所谓“政令军令”无非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那一套，而“三民主义”又必遵国民党当局的解释，这样，就必然严重妨碍和限制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1943年9月8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还通过了《文化运动纲领》，这集中地体现了国民党领导抗日文化运动的倒退的、保守的、反动的指导思想。该《纲领》强调：“仁爱即民生哲学的基础，民生哲学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这即是说“中华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就是“仁爱”。《纲领》要求“坚定三民主义为救国救世界的主义的信仰”，“确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与礼义廉耻四维为律定群己关系的共同目标”。还要求“建立三民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及文艺的理论体系”，等等。这样的《文化运动纲领》使国民党的文化(包括文艺)思想理论倒是体系化、党化和法典化了，但是，更复古、倒退、保守和反动了，因此，这个《纲领》更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有关机构，在领导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主要的一致之处是抗日和反对汉奸，因此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国共双方能在一段时间内一致领导发动重庆文化界进行抗日文化运动，并推动其迅速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国共双方有关机构在领导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有不少很不一致的地方，而国民党方面的一些指导思想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因此，必然导致重庆抗日文化运动出现激烈的矛盾斗争，以致严重阻碍和破坏抗日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