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2
一 前 言
（一）问题的提出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人文学与高等教育」一文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年以前，哈佛大学主持了一次中国的十位大学校长和美国的十位大学校长的会谈活动。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现阶段北京的领导阶层也大都是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理工传统培养出来的人才），而参加会谈的美国的十位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外，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当时哈佛的校长陆登廷（Neil Rudenstein）是研究英国文学的，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加斯帕（Gerhard Gasper）是研究法学的，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Richard Levin）是研究经济的，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瑞普（George Rupp）却是一位神学家。」1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有可能影响大学社会批判功能的强弱，因为人文学的精髓之一就在于其「独具的批判精神」（杜维明，2002）。尽管人们认识到建设一流大学最关键的是学校的运作机制。但是，在「机制」一时无法改变之前，人们同样清楚，而且「几乎所有领导都强调，选好领导班子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中的关键」（朱清时，2003）2。可见，选择甚么「背景」的人担任大学校长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正是由于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大学校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Thwing Charles Franklin所著《高校校长》（1926）描述了高校校长必须培育的各种内外关系，校长作为个人和专家必须培养和展现的各种素质和特征，分析了校长岗位的风险和收获，以及如何实行有效的领导等问题3。Schmidt, G. P.在《旧时的大学校长》（1930）一书则讨论了1760年至1860年间的美国学院院长们，讨论了他们的职务，考察了他们作为宗教领袖、爱国者、管理者、改革者、学生招募者、筹资者、反动分子等多重角色4。Harold W. Stoke所著《美国大学校长》（1959）一书详细论述了大学校长的作用的变化。他认为，大学校长已开始从「学者型」变成「管理型」，成为「经理型」的校长5。Cohen Michael D.与 March, James G.合著有《领导与模糊：美国大学校长》（1974，1986）。在该书中他们论证说，由于绝大多数大学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是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因此大学校长很少能做成甚么事情6。Kell, Clark 和Garion L.合著的《大学校长的多重生活：时间、地点、性格》（1986）通过对对若干大学校长及其配偶，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的800次访谈，揭示了大学校长的经验与期望，探讨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校长们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决策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7。鉴于大学校长对高校的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影响，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先后对美国高校校长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调查，显示了美国大学校长群体的基本特征与变化趋势（1988）8。其最近的调查涉及了236所「有博士授予大学」，这些大学与「研究型大学」不能完全等同（Melanie E. Corrigan，2004）9。当然也未见国外的校长研究涉及了中美之间的比较。
国内对大学校长的研究主要从历史与理论两个角度进行：前者以校史研究室进行的个案分析为主，并集中于著名大学的著名校长研究10，后者主要以文献把握基础上的理论思辨为主，部分研究涉及了调查11。对大学校长考察的另一角度是国际与比较教育的视角，这也有两种取向：其一是对国外大学校长遴选、办学与角色变迁方面的考察12；其二是对中外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如有研究比较了大学校长的任职条件和选拔程式（许晓东，1995；周群英，胥青山，2003）13，另有研究则进行了中外知名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席酉民，郭菊娥，王洪涛，王大刚，2002）14。此外，至2003年，中国（大陆）有三篇博士论文专门论及大学校长：或探讨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眭依凡，2001）15，或对大学校长的治校之道进行个案分析（陈运超，2002）16，或探讨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之关系（胡国铭，2002）17。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大学历史系黄俊杰教授从最近10年来台湾地区大学院校所实施的校长遴选制度的实际经验出发，分析了这种校长产生方式的积极贡献与负面效果，也探讨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各种制度性的与非制度性的问题及可能的调整方向（黄俊杰，2002）18。这为大陆校长遴选提供了台湾的经验参照。
综观已有的研究，除了席酉民等人的研究（2002）简单论及中外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外，集中探讨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论文尚未发现。即使是在席酉民等人的研究中，由于涉及面很广，加之没有对「中外」、「知名大学校长」进行明确界定，所以我们难以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样本情况及其代表性，更无法深入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学习与工作背景之详情。
在分析国内外有关大学校长研究资料基础上，我们同样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谁在当中国大学校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如何？差别何在？有研究在考察政治精英的职业选择之后指出：精英人物的职业选择不仅是「由社会面临的问题类型决定的」，而且是由解决那些问题所需要的技能决定的（Gaetano Mosca，1939）19。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类推：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技能决定了其大学校长的选拔？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试图在描述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基础上进行跨国比较，以为即将成为大学校长「候选人」及需要选拔校长的大学或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多角度的参考及启示。
（二）研究方法
为了对上述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本研究拟以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为主,佐以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来比较研究中美两国大学校长学术背景间的内容差异20。内容分析法主要是对两国的样本分别进行描述性叙述，即按照学术背景的两大领域──教育背景与职业背景依次进行历史或现状的描述分析；比较分析则是在内容分析基础上并列（juxtaposition）并比较（comparison）各自的异同与优劣。当然，这两种研究方法之外还结合了历史研究与个案分析，并使各研究方法融为一体，以求相得益彰。
鉴于中美两国大学众多，国情各异，本研究把中美两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校长作为考察的重点，且把考察的时间跨度定位为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阶段。之所以主要考察20世纪以来美国的大学校长，是因为正是到了20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才在吸取英德两国之长的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特色并进入超一流行列，而中国也在经历诸多曲折之后开始进入大学发展的稳定时期。
本研究所考察的23所美国高校均为美国排名靠前的知名学府。其中包括「常春藤联盟」8校及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合计14所私立知名学府与伯克利加州大学、佛吉尼亚大学等9所公立知名大学。为了与上述高校相对应，本研究选择了北京大学等15所中国高校作为对照样本。尽管各种排行榜差异较大，但上述大学作为两国各自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代表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唯一不同的是：美国大学取样主要依据大学发展历史地位及历次排行榜的排行情况。而中国大学取样除了考虑这两者之外，还兼顾了大学的「科类结构」。鉴于各校公开的资料既不完整，也不一致，本研究尽可能查阅补充了校长们的其他相关资料。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架构
1 核心概念
本研究对所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界定如下：所谓「研究型大学」，就是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以产出高水准的科技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人文学与高等教育」一文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年以前，哈佛大学主持了一次中国的十位大学校长和美国的十位大学校长的会谈活动。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现阶段北京的领导阶层也大都是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理工传统培养出来的人才），而参加会谈的美国的十位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外，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当时哈佛的校长陆登廷（Neil Rudenstein）是研究英国文学的，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加斯帕（Gerhard Gasper）是研究法学的，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Richard Levin）是研究经济的，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瑞普（George Rupp）却是一位神学家。」1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有可能影响大学社会批判功能的强弱，因为人文学的精髓之一就在于其「独具的批判精神」（杜维明，2002）。尽管人们认识到建设一流大学最关键的是学校的运作机制。但是，在「机制」一时无法改变之前，人们同样清楚，而且「几乎所有领导都强调，选好领导班子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中的关键」（朱清时，2003）2。可见，选择甚么「背景」的人担任大学校长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正是由于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大学校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Thwing Charles Franklin所著《高校校长》（1926）描述了高校校长必须培育的各种内外关系，校长作为个人和专家必须培养和展现的各种素质和特征，分析了校长岗位的风险和收获，以及如何实行有效的领导等问题3。Schmidt, G. P.在《旧时的大学校长》（1930）一书则讨论了1760年至1860年间的美国学院院长们，讨论了他们的职务，考察了他们作为宗教领袖、爱国者、管理者、改革者、学生招募者、筹资者、反动分子等多重角色4。Harold W. Stoke所著《美国大学校长》（1959）一书详细论述了大学校长的作用的变化。他认为，大学校长已开始从「学者型」变成「管理型」，成为「经理型」的校长5。Cohen Michael D.与 March, James G.合著有《领导与模糊：美国大学校长》（1974，1986）。在该书中他们论证说，由于绝大多数大学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是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因此大学校长很少能做成甚么事情6。Kell, Clark 和Garion L.合著的《大学校长的多重生活：时间、地点、性格》（1986）通过对对若干大学校长及其配偶，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的800次访谈，揭示了大学校长的经验与期望，探讨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校长们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决策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7。鉴于大学校长对高校的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影响，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先后对美国高校校长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调查，显示了美国大学校长群体的基本特征与变化趋势（1988）8。其最近的调查涉及了236所「有博士授予大学」，这些大学与「研究型大学」不能完全等同（Melanie E. Corrigan，2004）9。当然也未见国外的校长研究涉及了中美之间的比较。
国内对大学校长的研究主要从历史与理论两个角度进行：前者以校史研究室进行的个案分析为主，并集中于著名大学的著名校长研究10，后者主要以文献把握基础上的理论思辨为主，部分研究涉及了调查11。对大学校长考察的另一角度是国际与比较教育的视角，这也有两种取向：其一是对国外大学校长遴选、办学与角色变迁方面的考察12；其二是对中外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如有研究比较了大学校长的任职条件和选拔程式（许晓东，1995；周群英，胥青山，2003）13，另有研究则进行了中外知名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席酉民，郭菊娥，王洪涛，王大刚，2002）14。此外，至2003年，中国（大陆）有三篇博士论文专门论及大学校长：或探讨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眭依凡，2001）15，或对大学校长的治校之道进行个案分析（陈运超，2002）16，或探讨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之关系（胡国铭，2002）17。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大学历史系黄俊杰教授从最近10年来台湾地区大学院校所实施的校长遴选制度的实际经验出发，分析了这种校长产生方式的积极贡献与负面效果，也探讨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各种制度性的与非制度性的问题及可能的调整方向（黄俊杰，2002）18。这为大陆校长遴选提供了台湾的经验参照。
综观已有的研究，除了席酉民等人的研究（2002）简单论及中外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外，集中探讨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论文尚未发现。即使是在席酉民等人的研究中，由于涉及面很广，加之没有对「中外」、「知名大学校长」进行明确界定，所以我们难以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样本情况及其代表性，更无法深入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学习与工作背景之详情。
在分析国内外有关大学校长研究资料基础上，我们同样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谁在当中国大学校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如何？差别何在？有研究在考察政治精英的职业选择之后指出：精英人物的职业选择不仅是「由社会面临的问题类型决定的」，而且是由解决那些问题所需要的技能决定的（Gaetano Mosca，1939）19。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类推：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技能决定了其大学校长的选拔？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试图在描述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基础上进行跨国比较，以为即将成为大学校长「候选人」及需要选拔校长的大学或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多角度的参考及启示。
（二）研究方法
为了对上述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本研究拟以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为主,佐以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来比较研究中美两国大学校长学术背景间的内容差异20。内容分析法主要是对两国的样本分别进行描述性叙述，即按照学术背景的两大领域──教育背景与职业背景依次进行历史或现状的描述分析；比较分析则是在内容分析基础上并列（juxtaposition）并比较（comparison）各自的异同与优劣。当然，这两种研究方法之外还结合了历史研究与个案分析，并使各研究方法融为一体，以求相得益彰。
鉴于中美两国大学众多，国情各异，本研究把中美两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校长作为考察的重点，且把考察的时间跨度定位为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阶段。之所以主要考察20世纪以来美国的大学校长，是因为正是到了20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才在吸取英德两国之长的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特色并进入超一流行列，而中国也在经历诸多曲折之后开始进入大学发展的稳定时期。
本研究所考察的23所美国高校均为美国排名靠前的知名学府。其中包括「常春藤联盟」8校及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合计14所私立知名学府与伯克利加州大学、佛吉尼亚大学等9所公立知名大学。为了与上述高校相对应，本研究选择了北京大学等15所中国高校作为对照样本。尽管各种排行榜差异较大，但上述大学作为两国各自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代表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唯一不同的是：美国大学取样主要依据大学发展历史地位及历次排行榜的排行情况。而中国大学取样除了考虑这两者之外，还兼顾了大学的「科类结构」。鉴于各校公开的资料既不完整，也不一致，本研究尽可能查阅补充了校长们的其他相关资料。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架构
1 核心概念
本研究对所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界定如下：所谓「研究型大学」，就是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以产出高水准的科技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