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1999年6月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的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该书作者奥崎裕司是一位年近古稀的中国史专家。早年毕业于东京大京，现任日本青山院大学教授。作者在大学时代本来是学习宗教专业的，一直到东京大学硕士毕业为止。之后，他又考取东京教育大学（筑波大学的前身）中国史专业硕士，从此开始了历史研究的学术生涯。他的代表著作是70年代末由汲古书院出版的《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奥崎裕司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观点受到著名的中国史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谷川道雄的影响很大。他撰写的这部著作即是围绕谷川道雄的主要学术观点，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以及对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认识理论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著作的题目应该译作“谷川道雄的历史认识论”。
　　作者在介绍谷川道雄主要学术观点的同时，对战后日本学术界所发生的重大学术讨论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因此，这部著作也是一部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史。由于国家制度的不同，日本学者的历史研究方法及其学术观点上与中国学者存在着很大的不问。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更有必要向中国的读者，特别是史学界的学人们介绍这部著作，以朗加深我们对日本史学界的了解，对增进中日学术交流也不无神益。
　　本书共分五章三十二节，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仅择其要点加以介绍。
　　第一章以“世界史基本规律的时代”为题目，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史学研究者的意识以及他们的主要学术观点。战后的日本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反对军国主义，反省侵华战争，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新动向。二战以前大多数欧洲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看不到进化演变”的观念给予日本史学界很大影响。在战后的日本学术界，这种认为中四历史不过是一种王朝更替的历史历史并没有进步，是停滞不前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学者们提出了必须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如何运用新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问题。当时的日本社会，正如谷川道雄所说的那样：“思想的自由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盛行”。涌现出了各种学说。各种观点，进人了日本“百家争鸣”的时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就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当时，“世界史的基本规律”风靡日本史学界。所谓世界史的基本规律是指历史唯物论的发展理论。基于这一思维方式，一部分学者主张应该把日本史。中国史、欧洲史等不同地域的历史放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来理解，来认识，进而去寻找那些带有相同性质的规律性的东西。
　　在战后的日本学者中引起的一场大争论是关于中国史分期问题。最先提出秦汉社会是占代奴隶制社会的学者是毕业东京大学的前田直典。将其系统化的西屿定生。西鹏定生认为秦汉时代是家长式家内奴隶制，这是中国特有的奴隶制形态。西屿定生的这一观点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增渊龙夫，滨口重国等人。他们认为秦汉社会的大量佃户不是奴隶而是自耕农。社会的阶段关系主要表现在皇帝和自耕农的关系上。经过热烈认真的讨论，西嶹定生接受了这一观点，改正了他的秦汉奴隶制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一书。
　　在围绕中国古代国家体制的讨论中，谷川道雄认为“单纯研究律令制的方法，是一种没有血肉，仅仅做为一种理解支配民众政策的研究而已。”在谷人看来，更应该研究的是凝固到这些制度中的时代精神和人的意志。谷川对于当时流行的“国家就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一个王朝对于民众的人身支配是以村落共同体为基础而实现的。这种支配关系一旦发生破绽，势必引起社会的动乱。因此如果能在承担赋税方面让村落共同体成员平均负担的话，共同体的维持以及社会的安定都可以得到保证。”因此，他认为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之间，压迫不是惟一的存在方式。
谷川道雄认为：中国中世纪社会的核心问题是生活在乡里社会的豪族共同体。他们是六朝时代的国家基础。所谓豪族是指那些居住乡里的名族。他们大都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知书达礼，有很好的道德情操，深受邻里百姓的爱戴，对乡里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简言之，这些人具有很大的感召力。这种感召力来源于地方豪族具有高尚精神，正因为如此，使他们在乡里社会享有很高的威望。
　　对谷川道雄的学问影响最大的是内藤湖南，上述把六朝看做中世的观点即来自于内藤湖南。该书的第二章以“内藤史学的意义”为标题，专门对日本的东洋史创始人之一内藤湖南进行了介绍。
　　概括的说，内藤的最大贡献就是第一个将中国历史按照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时代特征分为古代、中世、近世几个历史阶段。简单的说上古至秦汉为古代，魏晋隋唐为中世，宋以后为近世。这一贡献确立了内藤湖南在日本史学界的地位。内藤湖南还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整个东亚社会的发展。中国史不是孤立的汉民族的的历史，而是和周边诸民族的发展不可分割的历史。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先是中国的文化从内部开始向周边国家和民族发生影响。之后，这些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周边民族又开始转向中国内部发生影响。中国的文化正是在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发展过程中，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内藤湖南还认为从唐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历史开始由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裁政治时期，即内藤提出的“唐宋变革期”。他认为在贵族政治时代，君主没有超越贵族阶级的力量，天下是君主和贵族阶级所公有的。其后，转向君主独裁政治的主要原因在于，贵族阶级单独掌握政治以后，人民（指贵族阶级以外的阶层）得不到任何权力。因此君主独裁政治登上历史舞台，贵族阶级走向设落。而民众势力（非贵族阶层）开始抬头，他们拥护君主独裁政治。
内藤湖南的学术思想及其史学方法，通过他在京都大学的讲授和本人的著书立说，逐渐形成了所谓的“京都学派”，这些学者至今仍然活跃在主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内藤湖南的弟子们继承了他的观点并进一步使其发展完善起来。其中应该提到的是冈崎文夫和宇都宫清吉。他们二人都毕业于京都大学。冈崎文夫专攻隋唐以前的社会经济史。在东北大学担任教授。曾著书有《魏晋南北朝通史》，《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等。冈崎主要从汉代社会的内部开始考察地方名望族的成长，进而探求贵族制的起源。
　　例如，内藤认为作为东汉末年出现的反对宦官的清流运动主体的士大夫，是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集团。冈崎则进一步认为这些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士大夫中，有不少人即是汉代的官僚，同时也是地方的名望家族。在东汉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演变为六朝的贵族。但是他们和上古时代的氏族贵族不一样。氏族贵族时代，只要是氏族集团的一员即是当然的贵族，而六朝贵族依据的是门第。所谓门第是指那些具有“累世公卿”家庭前景，为社会所承认的地位。即上古时代的氏族贵族地位是先天即血缘带来的，六朝贵族的地位是依据后天的功绩确立的。
　　宇都宫清吉与冈崎文夫的研究风格不同。冈崎致力于对中国中世史的某些问题的研究；宇都宫则是从历史的广度上、对秦汉、魏晋、隋唐各个时代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研究。而且对于内藤的学说观念也不是单纯的全面继承，而是一种批评的继承。比如他认为内藤提出的中国史的分期法还属一个有待补充完善的课题。他认为对于中国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相互消长的影响关系，应该首先从内部去把握这种消长变化所具有的时代特征，把握这些外部文化的是如何过来深化、发展中国文化的。
　　宇都宫的研究主要立足于从精神史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认为时代和人一样具有人格，他称之为“时代格”。一个时代就象人一样：既有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传，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