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2
与管理领域引发的不良后果。



四 综合比较及其分析

  任何比较都是相对的比较。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差异巨大,的确存在很多不可比的因素,具体到本研究同样如此。但是,既然都是研究型大学的校长,他们的角色与工作性质虽有差异,又存在很多相同或相似的领域,这样又存在不少可以比较的方面。这里不妨对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进行综合比较并作简要分析。表10比较了中美五所顶尖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鉴于对顶尖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考察并不能完全代替对其他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分析。因此,表11进一步总结了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表10 中美五所著名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

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


  表11 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

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


  由表10、表11可以看出,以哈佛、MIT、伯克利加大北大、清华五校校长为代表的美国公私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既存在相同方面,更存在不同之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何以中国存在其研究型大学校长大多来自「理科」的「重理轻文」现象?

  毫无疑问,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大多来自「理科」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相当复杂。本研究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不仅在于人们的学科观念(如认为学数学的人聪明,而「主攻哲学等文科则主要在于记忆」等)与国外差别较大,还在于人文社会学科受社会政治影响波动很大,学术研究累积时间不长(中国大陆的多数社会科学研究几乎在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开始),加之学术风气不良、研究质量的「测不准」及研究质量重复低下(文科学术期刊在学术规范如研究方法、注释与参考文献、发表版面限制等方面均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从而导致文科发展的恶性循环。不可否认,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的院士一直占据中国院士数量的绝对优势,哲学社会科学的院士则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已经多年取消了文科院士评定,这样,以学术层级为划分标准的习惯,也无形中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排除在研究型大学校长位置之外(少量几乎纯文科的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也不能例外)。

  至于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偏低则不是主要问题。随着中国毕业的博士增多与海外博士的回流,博士学位获得者成为校长的比例很可能增加,但至今为止海外回国的博士在这方面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值得反思。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由文科人才主导(「理工主导型」大学除外──其在研究型大学中不占主要比例),而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科(文理)「偏向」不显著,这同样有其根深蒂固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多数都是综合性大学,其诞生之初即有宗教传统,而宗教无疑属于「文科」范畴。这样的传统延续下来就影响了校长选拔中的「学科偏向」。相反地,伯克利加州大学等不少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属于「赠地学院」,虽然也具有类似私立研究型大学的宗教传统,但它受州政府影响很大,不能不在文理科各「利益」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其校长的文理学科「偏向」不显著就是这种平衡的反映。至于每个大学校长学术偏向的选择无疑都有其具体的历史与现实考量,这里不赘述。

五 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研究,本研究认为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学术背景方面固然存在相同之点,更存在显著差异,显然这是由于中美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环境在教育(高等教育)领域的反映。要言之,本文得到如下四点基本结论:

  结论1:在美国,著名的私立「文理主导型」大学校长以文科学者为主,著名的私立「理工主导型」大学校长以出身理(工)科为多,著名的公立综合大学校长出自文科与理科的校长人数大致相当。这与中国无论学校学科构成如何,其研究型大学校长均以理(工)科学者出身为主的情况完全不同。

  结论2:美国多数研究型大学(极个别例外)在所选择校长的「教育背景」方面「母校色彩」已经趋于平淡,但校长是否具有任职学校的「教育背景」或「职业背景」是能否任职该大学的一个重要考量。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选拔倾向于选拔母校毕业生或本校教师(个别学校例外)。总体而言,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外部选拔模式」,而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内部选拔模式」。

  结论3: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几乎都有名校博士学位,而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不到一半且博士学位来源多样化。

  结论4:美国公立顶尖大学几乎都有多个单位工作经历,私立顶尖大学校长很难而一概而论,而当前中国顶尖大学校长的职业经历则显现单一化。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建议1: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选拔可以兼采「内部选拔模式」与「外部选拔模式」。至于各校究竟采纳何种模式,则由校长遴选委员会(校内外行政人员、教研人员、毕业与在学学生代表均占一定比例人选)决定。总的说来,必须改变目前比例过高的「内部选拔模式」,适当增加面向全球中国学者及少量外籍人士的「外部选拔模式」。

  建议2: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选拔人选必须兼顾文理学科背景、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海内外组合等背景因素。

  建议3: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上任年龄可以在保证合适人选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年龄限制(如55岁以下)并延长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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