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多还专门介绍了苏联华侨的生活现状，据他观察，在苏华侨大部分是小商人与手工业者，以东三省、山东等处去的人为最多，他们从事洗衣工、农民、矿工等行业，分布在从海参崴到列宁格勒各地。由于苏联实行排挤私人商业的政策，华侨经商者数量日益萎缩。苏联政府为提高华侨的文化水平，开设了供他们阅读的报纸和俱乐部、补习班。但是华侨中的不法行为也非常普遍，剥削工人、走私、黑市交易、抢劫、盗窃、赌博等现象屡禁不止。“现在苏联人民，对于华侨，也不像沙俄时代那样卑视和仇恨了，他们文化程度，日渐提高，对于世界大事，均能领会，尤其是中国革命问题，关怀更切”。在他接触到的苏联人中，很多人在道义上谴责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表示要用努力的工作支援中国革命。
在法国的6年生活，林克多感受到的是人情的冷漠和资本主义的残酷，华美的生活距离自己很遥远，而在苏联，他体会到了作为劳动者的光荣。鲁迅在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序言中写道：“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序言。由此看来，苏联不但是一个实业发达的大国，也是工农群众翻身做主人的新国家。
三、寻找乌托邦
与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实业兴国的知识分子不同，自由主义者徐志摩与胡适试图在苏联发现一个人间“乌托邦”，那里应该是一个实现了民主、自由、平等的地方。他们在国内时听闻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种种消息，将信将疑，而当他们真正来到红色首都之后，才发现苏联国内的情况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1925年3月，徐志摩踏上了前往欧洲的列车。
途经西伯利亚时，大自然的绝美景色与沿途居民原始的生活状态令徐志摩对遥远的欧俄中心地区产生了奇妙的联想：湛蓝清澈的天空，笔直的灌木林，红色的屋顶，他认为这就是俄罗斯“最明显的特性”。
徐志摩满怀好奇与景仰之心来到莫斯科，却发现它与自己的想象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
在他的眼里，莫斯科是一座同时映衬着新旧时代痕迹的城市：“在这苍老的莫斯科城内，竟不易看出新生命的消息——也许就只那新起的白宫，屋顶上飘扬着鲜艳的红旗，在赭黄，苍老的Kremlin城围里闪亮着的，会得引起你注意与疑问，疑问这信赖的色彩竟然大胆的侵占了古迹的中心，扰乱原来的调谐。”
莫斯科也是一座历经战争洗礼的城市：“几百年的古松只存下烧毁或剔残的余骸纵横在雪地里，这底下更不知掩盖着多少残毁的人体，冻结着多少鲜红的热血。沟堑也有可辨认的，虽则不甚分明，多谢这年年的白雪，他来填平地上的邱壑，掩护人类的暴迹，省得伤感派的词客多费推敲。”
它的未来是在文明的骸骨间，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寒冷的城市里，无处不在的教堂维持着昔日帝国的信仰和尊严。徐志摩对这座光怪陆离的古城中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居于其中的市民。他们衣着寒酸，收入微薄，处处谨小慎微，面部表情凝滞沉重，充满忧郁惨淡的气质，难得露出笑容，似乎每个人都心事重重。
即使偶尔一笑，也是勉强苍白，无法给人舒展快乐之感。身为文人，徐志摩最关心的自然是苏维埃的文化事业以及知识分子的命运，他拜访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女儿，老人晚年的经历使他感到心酸，唏嘘不已。而苏联市面上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著作遍寻无踪更让他意识到苏联政府正在强行割断民族的历史记忆和遗产。沙皇时代的一切人文特征都消失了“：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ancienregimv全没了，曳长裙的贵妇人，镶金的马车，献鼻烟壶的朝贵，猎装的世家子弟全没了，托尔斯泰与屠及尼夫小说中的社会全没了。”
在贵族的墓园里，人们对旧日统治阶层的怨恨清晰可见“：有不少极庄严的碑碣倒在地上的，有好几处坚致的石栏与铁栏打毁了的”，“近几年来风水转了，贵族最吃苦，幸而不毁，也不免亡命，阶级的怨毒在这墓园里都留下了痕迹。”
在苏联短暂访问期间的耳闻目睹使徐志摩相信，中国不适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更不必成为苏联实现自身利益的牺牲品。在他看来，列宁的主张“往往是太权宜”，“不免偏窄”，列宁的方式也许只适用于俄国，绝不是万能的。徐志摩告诫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对比在国内接受的宣传，苏联不但不是“乌托邦”，而且是现世的“人间血海”，“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莫斯科是似乎做定了运命的代理人了。
只要世界上，不论那一处，多翻一阵血浪，他们便自以为离他们的理想近一步”。徐志摩不禁反问，自己作不了国家的革命军师，还得按照外国人的理论流血，那是一种可耻的堕落。他向中国有志于革命事业的人发出警告，不要将苏联的革命理论照搬到中国来：“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
徐志摩带着这种复杂的情绪离开了苏联。
1926年7月，胡适乘火车经过西伯利亚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在短暂的访问中，胡适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监狱和学校，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讨论了苏联的教育成就问题。胡适承认苏联正在进行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而且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完成这个举世瞩目的试验。这样的立场也出乎徐志摩的意料，戏称胡适有接受布尔什维克的倾向。但实际上胡适真正赞同的是“新自由主义”，他认为民主和自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绝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苏联正在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他在中国批评共产党“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他预言了人类的未来是没有阶级、自由幸福的社会，这才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这样看来，胡适对苏联的溢美之词一方面是由于时间仓促只见得社会现象之皮毛，另一方面则是另有所指，明褒而实贬。
四、访苏结果
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访苏归国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中国知识分子游历苏联发回国内的通讯报道扭转了中国人对沙皇俄国的传统认识。在早期中国人撰写的介绍外国的著作中，关于俄罗斯的内容较为模糊、简略，甚至不乏道听途说。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提到了俄罗斯的地理、气候、物产和历史概要：“据亚细亚、欧罗巴两土之北境，复跨海据亚墨利加之西北隅，拱北冰海如玦环，长约二万余里，外檄第一大国也”，“其新、旧两都城皆在欧罗巴，其富盛之部落、雄丽之城邑，萃于西偏，迤东之地虽广莫，乃荒寒不毛之土，其会盟、战伐亦皆与欧罗巴诸国为缘，国势在西而不在东，故隶之欧罗巴。”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俄罗斯的地理位置、民族构成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俄民颇聪明，语音各异，广招外国贤士以化其民，制度从佛兰西，文学从日耳曼，行藏甚巧，和颜耐苦，偶遭酷虐即作乱。惟上品之士好游各国，然国君严禁外出焉。俄军勇战，宁阵亡不后退，他国畏之。”
林则徐在《四洲志》中侧重介绍俄罗斯由弱转强之过程：“其国旧本土番，不通上国，无异于今之鞑挞里。乐争斗，娴骑射，马上交锋，矫捷如飞”，“至千五百年(明孝宗宏治十三年)，有诺戈落之人伊挽瓦尔西者，起兵恢复俄罗斯北隅，并复西比里阿，尽驱鞑挞里，夺回三百年故疆，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人犹椎悍，未谙西洋技艺”，“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瞿秋白、林克多、徐志摩、胡适等人的著作则是作者亲身访苏的记录，他们的观察更为细致入微，关注的重点是当代苏维埃政府如何改造旧社会以建立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作者个人对苏联现实的立场是褒是贬，他们的视野早已超越了前人泛泛而谈或走马观花式的做法，他们在苏联党政机关、社会服务、文化机构的所见所闻所想令人振奋和感动。这批踏上红色领土的知识分子用鲜活的笔调描述了日新月异的苏联社会，向中国民众传达了苏联人民的崭新面貌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抗击外来侵略干涉的坚定信心，丰富了国内读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其次，苏联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知识分子见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威力。20世纪20年代中期正值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与工业化“五年计划”交替之际，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的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战前，经济总管理局和中央国营工业管理局取代了各个部门总管理局，按劳分配取代了平均主义，电业、轻工业、运输业、纺织业等部门恢复了正常运营，为后来的农业集体化、工业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较“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有所提高。1925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工业化的方针，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1928年开始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化重工业和集体农业，巩固国家的防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