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93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基本上从机器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钢铁、矿石、汽车、拖拉机、机床等工业品产量有了几倍到几十倍的提升，东部地区建立了铁路网。在农业方面，播种面积、机械化耕作程度有了大幅提高，集体农庄成为主要的生产单位，富农阶层被消灭了，雇农现象不存在了，人民的实际收入大大增加。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参加一战的西方国家相比，苏联国家建设取得的成就毫不逊色甚至超过了西方，一个“按照统一的国家计划发展的互相联系的国民经济综合体”已经建立。中国知识分子在苏联亲身体验了高效率的现代化生产，通过与苏联人民的交流体会到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旧时的农奴制，虽暂时有种种不便，但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也见证了苏维埃教育文化事业的兴旺，对人民群众享受的各种平等权利和福利待遇羡慕不已。这些感触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祖国情结和强国之梦，唤起了他们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状态的使命感，为将来的中国革命事业做好了思想准备。

　　再次，对苏联的不同立场使中国知识分子阵营逐渐走向分化。访苏归来后，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重要的抉择：是游离于政治活动之外还是参与到革命事业中，是坚持“自由主义”还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徐志摩回国后，他主编的《晨报》栏目立即掀起了关于苏俄是敌是友的大辩论——“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他坦言，“中国对苏俄的问题，乃至共产主义与中国，和国内共产党一类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痈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与潜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

　　在他个人看来，苏联是一个无法复写的神话，必须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使人们恢复理智和清醒，而他当然是不赞成为苏联辩护的。更多的访苏知识分子回国后则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革命运动实践的道路。1922年，瞿秋白参与建设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并在社会学系亲自授课，他的主要课程有《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等。瞿秋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学生认识社会的基本能力，很多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1925年1月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中央局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党务工作。他还积极勇敢地同国民党右派分子、反国共合作者斗争，在报刊上撰写批判文章，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论证了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瞿秋白不仅对马列主义理论充满信心，更注重理论同中国实际国情的结合，他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不能完全由中国资产阶级承担，由他领导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吸取了前两次起义中党的领导不足、过分依赖大资产阶级的教训，取得了最后胜利。在瞿秋白从民主主义者向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过程中，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人的思想发挥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访问苏联的经历像一块“试金石”，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迥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检验出知识分子对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立场，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前进方向，中国的命运从此与苏联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参考文献：

　　[1]瞿秋白.多余的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2]瞿秋白.赤都心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王士菁.瞿秋白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林克多.苏联闻见录[M].上海：上海大光书局，1936.

　　[5]韩石山，编.徐志摩散文全集：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6]韩石山，编.徐志摩散文全集：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