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所追求的多子多孙，长寿有福，夫妻白头到老，家庭和美，荣华富贵，驱邪除恶等等诸多的愿望，不仅在动植物装饰图像中有丰富的体现，就是在人物装饰中，也得到形象生动的诉注，如“八仙”“十八学士”“状元巡街”等等，多描写了下层平民百姓追求理想生活的场景。同时马口窑人物类装饰内容的世俗性还体现在中国传统绘画政教合一的功能性上，传统中国绘画在儒家以德治天下的思想主导下，强调绘画的“成教化”和“助人伦”的政治教育功能，自然发挥圣人图像的榜样力量作为艺术追求和形式规范。而马口窑陶器装饰人物选材已经不再是圣贤人物，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情景，这说明马口窑陶器人物装饰从出现起，就是以社会生活中的民俗特点、平民大众的形象和生活主题为内容来进行表现的。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马口窑人物类装饰体现出的市民文艺性、内容世俗性和技法程式性，已经显示了人物画政教功能的弱化和平民生活审美的兴起。

　　随着时代变迁，马口窑陶器也打下了历史的烙印。在马口窑陶器上，除了唐诗宋词的文字以外，我们可以发现如“抗战胜利”“抗美援朝”“移风易俗讲卫生”“多快好省”等极具时代特征的装饰，这些虽然只是刻在陶器表面的简单文字和符号，但确实是留下最真实历史的印记。随着历史的步伐，过去的已经成为陈迹，而这些留在陶器上的文字是非常珍贵的文明，为研究当时的社会人文背景提供了可信的依据。走进马口窑的陶器世界，竟然是如此丰富多彩，这些陶器上所呈现的细微、生动、精美、粗放，以及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和厚重的生活情感，为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审美情趣。如果说当时的景德镇瓷器清雅脱俗，那么马口窑陶器无疑是豪迈质朴、洒脱，直抒胸臆，尽展现民间艺术特质，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前者追求雅韵意境，后者则美观实用。马口窑陶器以富有乡土气息与民间色彩而见长，别具一格。陶器表面装饰多直接取材于民间，有人们喜闻乐见的生活场景，保留了研究明清时期直至民国和当代的民俗学史料。

　　马口窑陶器的装饰艺术是民间陶器匠师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慢慢发展，领悟到装饰和造型视觉效果的关联，自如地以视觉感受为核心，尽情发挥其创造力，不自觉地在生产过程中找到了图案的表现规律，在陶器装饰的用笔上游刃有余，在近乎朦胧的状态下完成了抽象写意的不造作、不修饰，因而也更流露出纯真率直、生动灵巧的审美情感，这与中国绘画品评“六法”中最为称道的“气韵生动”紧密相关。马口窑陶器技师的艺术是在民间生产过程中长期锤炼而就的，是埋没在历史和民间的写意大师之作。

　　3马口窑陶器的审美价值和人文内涵

　　马口窑陶器的装饰绘画与中国传统书画相互影响借鉴，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一方面，民间陶艺匠师们从传统绘画中吸取营养，将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题材加以概括，用精炼的笔法在陶器上作画;另一方面，民间陶器上的绘画装饰艺术也反过来给绘画艺术以有益的启发，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正如张道一先生在《美在民间》中阐述到：“后来的论画者过于鼓吹文人画的写意出神，甚至武断地说，影响到民间。事实上民间陶瓷的写意画风很早就成熟了，只是民间工匠无法着书立传，任人雌黄而已。”

　　中国陶瓷从胎体装饰向釉面装饰、绘画装饰发展的过程中，民间陶瓷匠师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只有把陶瓷的材料、造型和装饰统一在艺术形象，经过整体考量和艺术处理，需要考虑适应器型的变化，选择最佳位置，达到多重视角的艺术表现效果，创造出适用美观的作品。研究学者认为马口窑陶器胎质粗重、刻画潦草、布局琐碎，但这恰好体现了马口窑陶器为了达到装饰与造型浑然一体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是把陶器造型分解为若干巧妙的画面，打破了陶瓷装饰常见的几何纹样和严整的对称构图，使简练生动的物象自由活泼地呈现在装饰面上，达到巧妙多变的构图形式与丰富的装饰内容的有机统一。

　　马口窑是南方影响最大的民窑，以诗文语言作为陶瓷的装饰始于长沙窑和河南禹州扒村窑，然而马口窑的文字装饰从其书写的文字和内容来看，比前两者更为宽泛和自如，除了民间文化中的民歌、谚语、俗语，符合时代发展和具有标志性的口号都成为马口窑陶器的装饰内容，增加了陶器记文叙事的功用。陶器表面由两、三字到一首诗歌，一句标语，甚至上百字不等，整个器物表面都成为书写装饰的空间，工匠艺人以陶代纸，自如挥洒。这种朴素的民间风情，既可以吻合当时社会文人雅士的喜爱，也能够为劳动人民直抒情怀。无论是田园牧歌，还是祈福求愿，这些文字都是当时社会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马口窑陶器造型和装饰艺术不拘泥于形式，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重要的文化内涵有：

　　3.1天人合一的表现思想

　　祖先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支配下，把自己视为自然界的意愿，与自然万物和谐相融。马口窑陶器装饰弥漫着浓郁的自然格调，淳朴的生活气息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陶瓷艺术创作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欣赏马口窑陶器的造型，花鸟、人物，似一股轻松自然的气息围绕，那种生命跃动之美充盈器物整体，我们感受到这些民间匠人艺师们对生活、对自然的热爱与感受，是创作者们自然迸发的喜悦之情。

　　3.2阴阳五行的装饰理念

　　《周易》中提到：“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阴阳五行是世界的本源，也是构成人精气神的要素所在。马口窑陶器在装饰过程中，其勾勒装饰强化了器物与装饰的对比，使陶器显得灵动优美，这种审美意识正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以气韵为根本的体现。

　　3.3民间文化积淀的生动载体

　　按照美国人类学家芮培德提出的“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对比观念，分析中华民族文化中蕴涵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以社会上层为代表，由统治阶级和贵族阶层以及文人士大夫构成的精英文化;“小传统”指社会大众、平民百姓以及乡村所代表，以民间美术、民间信仰、民间风俗为形式的民间文化。马口窑陶瓷装饰作为民间美术的一种工艺形式，受到区域文化、审美习惯及社会心理等精神形态的影响，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马口窑陶器的创作者作为民间文化的传承者与实践者，不可避免要受到社会各阶层文化的影响。

　　“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其实是紧密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马口窑陶器的装饰对中国院体画、文人画的扬弃以及对水墨写意与抽象纹样的探索，都是“大传统”引导文化方向，“小传统”提供真实素材的生动写照，也从正面佐证了民间文化和艺术是文化发展的基因和基础，在促进民族文化的嬗变、融合、提升、演绎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功用。

　　以实用为目的的原始工具和后来以审美为目的的艺术创造固然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它们共同孕育了人类从幼年到成年发展所具备的艺术因素，呈现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王朝闻先生曾指出：“即使是最简陋的石器制造，也顾忌到了使用的便利、省力，进而引起主体的快感，这种属于善的快感，伴随着或者相应地引起美的快感。陶器在造型方面的均衡、对称和尽可能光洁的特点，同时具备了被当做视觉艺术来观赏的审美性质。它已经在产生使用价值的同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审美价值，已经具备了一定意义的视觉艺术的艺术美。”[5]

　　马口窑装饰艺术的源与根都来自于生活，是劳动者的生活，也是创造者的生活，这种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以情感和美为纽带，以生活为核心。马口窑的陶器艺术，是以生活为起点，以艺术为中介，力求先理解生活，它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天地，唯有在生活的根基上才能培育出具有泥土芬芳的艺术珍品。高尔基曾指出：“艺术的创始人是陶工、铁匠、男女纺织工人、裁缝，一般来说，也就是手艺工人，这些劳动者的精巧作品使我们赏心悦目，同时也是生活的创造者，蕴藏在劳动者内心的美好情感则是艺术与生活的生命基础。”

　　在陶器的装饰构成中，文化内涵并不是主要的支配因素，它往往是主体视知觉和审美心绪共同创造的结果。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民间艺术造型仿佛是一种纯粹的形式美，带有很强的自为目的和自律性，作为一种主体的创造，它无处不显现出主体的审美情感和意志，进而形成一种富有生命活力的表现形式。

　　4结语

　　真正纯粹的艺术往往被视为是创作者的主观灵感体现。卢梭在《爱弥儿》里谈及，在人类所有的职业中，手工艺是一张最为古老、最正直的技艺。要充分理解民间陶器艺术的本性，需要紧密结合手工艺的丰富内涵，结合社会人文背景，才能理解艺术真正源头的本质特征。马口窑陶器已经不仅是人们劳作生活的日用器皿，而是充盈着劳动人民质朴情感和智慧的艺术品。

　　湖北汉川马口窑陶器把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各种器皿赋予淳朴敦厚、典雅精致的造型，而更美的是它的装饰艺术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高超艺术水平。马口窑陶器的造型与装饰或许有意无意之间，切中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重传神而不求形似，以神统形”的美学原则;折射出楚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热爱、崇尚自然、乐观向上的精神;表现出湖北民间艺术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学底蕴;拓展了设计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对中国陶瓷文化有着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继陵.湖北省志.工业志稿，二轻[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2:281.

　　[2]湖北省汉川县地方编纂委员会.汉川县志.第十，工艺美术[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82:241.

　　[3]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725.

　　[4]李正文.即将消逝的文明[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

　　[5]邓福星.艺术前的艺术·序(王朝闻)[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