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文学中的异域形象，可以置换成“文学”与“现实”的撞击与重塑问题，下面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思想史语境里形象读解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特别是外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研究，不单纯是一个学术研究话题，它很容易产生显著的社会影响力，并显示出愈来愈强劲的生命力。它与目前中国“国际形象”的宣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建设，相互关联。中国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从“他者形象塑造”研究模式起步，发展到目前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探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里东方主义话语的研究策略，更进一步的研究思路或可体现为思想史语境的他者形象阐释路径。

　　一、形象学研究的传统阐释思路

　　形象问题，尽管复杂，但无处不在:远方的异国形象、近处的异地形象，大同小异。一旦自己的心理指向了异于本土(本地)文化的实存空间，形象的想象问题，便不期而遇，形象学的研究就有了某种现实需要。这其中必然会特别关注“形象”的形成及其验证过程，涉及到如何调整心态，以弥补与现实境遇造成的文化心理落差。

　　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法国汉学家朱蒂特·戈蒂耶，从不肯到中国来实地走走、看看，怕破坏了他们心目中的唐宋诗词式的中国印象。毛姆来到了中国，但不很适应，因为他心目中的中国，在汉唐盛世，甚至是在《庄子·秋水篇》里，是一个画屏上的中国印象。

　　我们一般人都会有一种游客心态与怀旧心理，带着一种文学想象去参观体验，多半又会失望。邢小利，一个来自大秦关中长安的北方人，在文字中书写着对文化江南的呼唤与无奈。他写南京的夫子庙，说打眼看去，街道两房满眼都是现代化的商家，所售商品大多针对游客。又说秦淮河河畔不时传出老歌声，但男声唱的是腾格尔的《蒙古人》和《天堂》，女声唱的是韩红的《天路》。这让邢小利颇感困惑，因为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怎么听怎么不是味儿。在邢小利或一般文化游客心目中，是有如刘禹锡《乌衣巷》、王谢家族，孔尚任《桃花扇》、李香君，曹雪芹《红楼梦》、江宁织造，朱自清、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这些文学人物、文学作品以及与文学人物有关的物与事，塑造了南京的文化形象。他感叹，与其说我们是冲着实地的夫子庙、秦淮河、李香君、乌衣巷来的，还不如说我们是奔着文学想象、文化想象中的夫子庙、秦淮河、李香君、乌衣巷来的。面对全球化、一体化把一切文化个性都化没了而引发的巨大的文化心理落差，邢小利最后的旅行体验只能是:“夜泊秦淮，让我震惊，也让我感到哀伤。”

　　想必热衷于传播与研究中国文学的阿瑟·韦利，如果踏足当时那个硝烟弥漫、满目疮痍的中国的话，同样会感到震惊与无奈，这是文化理想主义实践者的共同哀伤。

　　讨论文学中的异域形象，可以置换成“文学”与“现实”的撞击与重塑问题:(1)文学———因之于文学作品(或历史地理著述)的异域形象描述而形成的先在印象;(2)现实———实地体验带来的心理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形象调整与文化反思，诸如会重新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物质进步与精神退缩的关系等等。但这其中并不全是作家们(形象制造者)不着边际(当然是出于自身目的)的文化想象。因此，比较文学领域内的形象学研究，其理论基点及其研究路径，值得反思。这就是理论正确，还是事实正确。

　　关于形象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我们的看法往往是:“形象学关注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但它并不要求从史实和现实统计资料出发，求证这些形象像还是不像;它拒绝将形象看成是对文本之外的异国异族现实的原样复制，而认为它只是一个幻象，一个虚影。”

　　在《中国不是中国: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一文中，我们谈及关于英国文化视域里的中国形象问题时，也遵循了这样的思路:英国文学里涉及中国题材的作品，所展现的其实是英国作家对中国的想象、认知，以及对自身欲望的体认、维护。中国题材创作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形象问题。正是在这种对他者的想象与异域形象的描绘中，不断体悟和更新着自我欲望。因此，一种文化语境内异域形象的变化无不暗示本土文明的自我调整。这种异域形象一般同时包含三重意义:(1)关于异域的知识;(2)本土的文化心理;(3)本土与异域的关系。英国作家通过中国题材所展示的中国形象，也都包含着这三重意义。

　　首先，异域知识为作家创作异国题材作品提供了一个切入点，这种异域知识的来源可以是书本经验，也可以是亲身经历。不同时期里英国作家获取中国题材的途径不尽相同。但不管哪种途径，在对异域知识的取舍利用时均受自身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文化理想所制约。

　　其次，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的选择、认识和解释，常常同时又是自己观念和立场的展示，其中所凸显出的是本土的文化心理，而且任何关于他者的新信息都必须先在传统视野内重塑再造后才能被接受。这样看来，任何作家对异域文明的见解，都可以看作是自身欲望的展示和变形。

　　第三，至于本土与异域的关系，任何民族起初都会表现出一种自我中心意识。事实上，外国作家面向异国时并不要求任何相互的效果，甚至不要求任何反馈也不要求对方理解自己的感情。他们对异域他者的描述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乌托邦式的文化幻象和意识形态式的负面认知。

　　也就是说，上述关于中国形象研究的基本论述思路是:西方的中国形象，据说是西方文化的他者想象。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人间乐园或人间地狱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这就是我们处理中国形象问题的理论基点及其研究路径。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思路非常“后现代”，不管从福柯的话语理论，还是文化的表征理论上看，无疑都“理论正确”。也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些理论出发，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背景上，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必然会得出这些观点，或者，这些观点在理论前提上已经设定了。

　　这样一种以某种理论观点针对作品文本或文学想象套用的研究路径，深受“本质主义”思维的影响。但是在“事实”的层面上，这些理论能否立住脚?即便说西方的中国形象确有异想天开之处，那也不能轻易下“纯属虚构”(即“东方不是东方”或“中国不是中国”)的结论。

　　二、后殖民批评方法之于形象学研究的反思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关注的是文本的权力，于是，总挑西方文本中的虚构处批判。西方的中国观，真是那么荒诞无稽吗?究竟有多少是想象虚构，多少是知识真理?一般小说(虚构形象)与学术著作(汉学著作)是否应该区分，其间的互文性联系如何界定?而且，想象是现实的延伸，现实是历史的影子……所谓文化想象，如果置于历史语境考察的话，其实并不缺少现实依据。或者进一步追问，我们为何要强调“他者”?是理论旅行的结果，还是现实处境的需要?抑或两者都有?为何要强调“后殖民批评路径”?

　　对中国读者而言，“外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研究所显示的启蒙意义，如何体现?是否更适合于中国的发展?都是值得认真反思的。运用某种理论路径(如后殖民理论批评)研究各种文本里的“中国形象”，所得出的结论大致相近。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这里涉及到理论产生的语境与理论应用的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种特定的理论方法，确实能够启发人重新思考某些问题，但一旦变成某种中心“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即有可能产生偏误，主要表现为忽视现实历史语境以及异文化语境的丰富复杂性。观念先行带来的是思路偏颇与结论干涩，进而失去了理论方法的质感，尽管理论话语表述本身很能吸引人眼球。一种变成“主义”的批评体系，作为一种变异体，往往展示出某种侵占性，有如外来物种的入侵所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它总想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无限夸大理论的价值空间。而复杂的事实往往会与这样的批评思路相左，于是为了维护理论的话语支撑，更要夸大宣传，离事实的本相愈来愈远。笛卡尔说得好:“我们发现，在大多数争论中间，并不是真理位于人们主张的两种意见的中间所在，不偏不倚，而是哪种意见越说得偏激就离真理越远。”

　　但是，批判又是一种难得的策略，片面的深刻，与深刻的片面，对目前学术界、批评界、文化研究界，确实很重要。这对推动人们的思考与反省，力量远远大于讲求“事实论证”的表述，即像残雪文学观的意义，或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表述。不过，学理上的反思相对容易，现实中则不易或不愿清醒，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元，历史形成的文本中，出现的这些中、西二元对立，更有可能拿来作为现实对抗的工具，就像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思路那样。

　　其中，特别是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出发的形象学研究思路，因其激进的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色彩，很能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更值得我们中国学者警惕。张隆溪说得好:“我之不满于‘后学’者，也正在其貌似激进，实际上却起一种为现存文化和社会秩序辩护的保守作用，并且以中国和西方的对立代替了对自身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批判。中国的‘后学’往往否定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职责，甚至否定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中国‘后学’家们常提到的如赛义德等激进的理论家，并未放弃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职责，倒是赛义德在中国的解释者们对他这部分思想往往避而不谈，讳莫如深。‘后学’家们虽然常常引用赛义德的著作，以反对西方学者的‘东方主义’为标榜，但他们将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的思想方法，却与他们批判的‘东方主义’如出一辙。”

　　这样，我们中国学者对外国作品里中国形象问题的讨论，出发点及目标如何，就很值得关注，因为这决定着我们研究者的“思想”附加，即我们研究此类课题的意义何在。

　　三、异域形象研究:立场、身份及三个着眼点

　　如何弥补理论自身预设的偏误?有学者曾提出“本质主义”与“关系主义”两种文学研究范式，并呼吁要消解“本质主义”，提倡“关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