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助于消弭理论预设或观念先行所引发的某些结论偏差。具体说来，我们的总体心态要“内敛”:其一，沉下去，关注史料文献，进入历史语境，理清文学现象的系谱学或发生学脉络;其二，缩小研究范围，也就是立论的基点主要是处理文学交流史的问题，而不必总盯着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宏大话题。

　　更进一步讲，关于异域形象的问题，所持的“立场”最关键:(1)形象制造者的立场，包括中国形象的西方制造者、西方形象的中国制造者;(2)形象观看者的立场，特别是观看者就是国族形象/区域形象的一分子的时候。

　　“立场”问题，又都取决于自己的“身份”意识。而“身份”意识的有无与强烈程度，背后又有历史惯性、文化积淀、经济状况的支撑。“身份”意识是否强烈，有两点特别明显:(1)自身处于强势(经济、国力)，还是弱势?

　　一般而言，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身份意识越自觉越明显。(2)是否发生了与异域文化的交流?包括走出国门后的交流、移民国外后的交流、在本土与外国人/文化的交流、得自书本知识的交流……这种感觉与认识，在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的讲演中也得到印证。毕飞宇说:我对作家的身份一直比较木然，对中国作家的身份也一样。一个写作的人，没事的时候谁会去琢磨这个?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许多外国作家走在一起，有一个词大家重复特别多，就是“身份”，而讲这个词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特征，大多来自亚、非、拉，即第三世界作家。一位非洲女作家用法语写作，但生活中，几乎不用法语，一直用她的本土语言。说起她的本土语言，肢体动作就非常夸张，载歌载舞的，说她的本土语言多么的美。但这种本土语言，覆盖面很有限，所以写作时只能放弃她的本土语言，用法语，否则她的书就没几个人去看。法语其实已经是她的生存技能，为了写作，活下去，不得不如此。到最后，在写作的过程中，她把她自己写成了“他者”。她的写作只是做了这样一件事:我不是你，我是你。他们格外在意“身份”，这是一种痛，代价巨大。②因此，我们首先要不断考证、追溯那些“现实”及“历史”，即外国作家关于中国知识的“事实”来源，对照作家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再来考察其中所蕴涵的“思想”附加。可以发现不同作家笔下中国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思想附加值大相径庭。这就有可能跳出“形象学理论+作品文本”的基本套路，因为援用这样的思路，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因而失掉了学术研究自身的生命力。

　　我们对外国文学作品里中国题材的讨论，以及中国形象的理解接受，可以概括为三个立足点，它们决定着我们采取何种分析策略:

　　(1)以“传统中国”为参照物，会辨别形象的真实或虚构，以此解释“中国形象”的意义。

　　(2)以“现代中国”为着眼点，重在解构“中国形象”的虚构色彩。不论是乌托邦式中国形象，还是意识形态性的中国形象，都被质疑其合法性，即所谓“中国不是中国”。批判意识是其中的主导思路，这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国崛起的情结、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有关。国力的增强，对文化力强盛的需要，必先对历史遗产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清算。但其客观效果不佳，中国形象的陈述与宣示，尚缺乏较理想的表述语言。

　　(3)以“未来中国”为切入点，建构中国文化的宏伟大厦。其前提是要推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大力吸收普世价值(人文愿景、公民意识、科学理性、法制规则)的文化精髓，这样才会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于“中国形象”的学术研究，应该起一种“牛虻”的作用，即便是负面的中国形象，同样会产生某种警示作用。

　　四、负面中国形象的理解策略

　　如何看待负面形象，或者是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可以尽量客观分析与理性解读，有时倒是个反思自身、改变自己的好机遇。耳闻目睹的都是好听的话，对国家民族来说，或许是一个灾难，因为听不到警醒的话。他者之镜，毕竟不是可有可无的。鲁迅即在《伪自由书·电的利弊》中如此参照:“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

　　我们对“中国形象”塑造的态度如何，特别是对负面中国形象的看法，取决于我们中国读者(研究者)的立场与心态(比如:国家力量的强弱、文化软实力的有无和强大与否、中国人形象素质如何)。其实，中国立场，并不是处处以中国之是非为是非的思路立场，而是借助于异域文化之镜，来发现自身弊端以图谋有机发展的变革心态。前者是保守的，或许其口号还是高举革命浪漫主义的、揭橥民族理想主义的，其实是将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是丧失信仰的思想危机的表现，最低端的表现就是一种弃船心态;后者是改革的，尽管其言论表现为彻底的自我反思与解剖批判的，其实显示的是重建信仰的思想者的勇气与信心，是一种历史的乐观主义和现实主义心态。

　　从理想主义(传统)走向经验主义(现实)，要经历一个思想危机的痛苦过程，如何面对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负面形象，从学理和政治层面都能印证这一思想危机的纠结程度与自我蜕变的试金石。以冷静的科学态度重审中外文明史的轨迹，尝试从传统文化思想的某些禁锢中彻底解脱出来，需要的是广阔的国际视野与丰富的生存智慧，以及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

　　思想者顾准在题为《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1973年3月27日)的文章中，不断提醒与激发我们: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中国)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

　　中国思想是贫乏的。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须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也许没有宗教精神确也有好处，因为科学与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作为具有高度学术责任感的跨文化、跨学科的形象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将之与中国“国家形象”的自塑运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联系起来，这构成了我们的阐释立场。反思传统研究路径，尝试新的解读方法，通过大量史料的实学研究，着重从历史细节等微观角度，再现“中国形象”所走过的历程，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这种研究路径离不开思想史语境的引入与解析。

　　五、思想史语境里的形象读解及其建构

　　从形象学理论方法(特别是后殖民批评理论)出发，研讨外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还是从思想史角度切入，讨论中国题材及中国形象之再现或表现的历史语境，得出有益于当下中国“国家形象”呈示的启迪?这值得我们讨论分析。

　　我们在一篇论文中讨论过思想史语境阐释文学问题的路径及意义，其基本出发点是构想如何超过那种习以为常的“理论方法+文本批评”的解读框架。其中特别提到:对文学研究来说，思想史语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念，如何凸显在我们现在的精神生活中，以及我们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基本方式，并反思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人们所做出的对文学经典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立足于思想史语境的理解，可以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文学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对它们进行重新理解。

　　同样，这样的思路可以用之于他者形象研究:

　　(1)紧贴历史，追溯文本里异域形象产生的多层因子;(2)关注现实，揭示我们研究异域形象问题的当下语境;(3)撼动人的心灵，异域形象研究的深度表述与启迪价值。将他者形象问题置于思想史视野中，可进一步拓展异域形象阐释的学术思想空间，揭示他者形象产生传播过程中的思想意义。也就是说，从形象学研究的问题点出发，关注细节，见微知著，以跨学科和语境式的解读与分析，得出有益于当下人生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借鉴意义。

　　其中，对他者形象的研究，必然会关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其间涉及真与假(形象)的问题，都呈现出国族形象建构中的思想史价值。而且，形象建构者心理、思想观念的“伪/假”，反而能体现出思想史演进脉络的“真”来。我们在追溯外国作家关于中国形象塑造上的“伪/假”现象，重点是发掘建构者内在的心理“真相”。

　　这些历史或心理“真相”的揭示，即回归到事物本来面目的考量，就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即承担着启蒙职责。因为，启蒙就是捍卫记忆，揭示历史的真相，而不应该只是各种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旅行中的某种注脚。

　　前文已述，即便是中国立场，也并非处处以中国是非为是非的思路立场，而是借助于异域优秀文化，来发现自身弊端的变革思路。

　　摒弃理论束缚，尊重历史常理。历史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有纠错的功能。文化交流有自身的规律，重要的是了解与认知中国传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中，增强调适作用。中国文化向外走，大势所趋。效果如何，值得评估。如不推进国内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人的现代化，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仍会是个不可理喻的“妖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