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莫言小说《蛙》具有明显的新历史小说特色，但又不同于简单的新历史小说。从《蛙》中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注重把人还原为现实的、活生生的复杂生命体，并且夹杂着莫言个人化的历史记忆，但是这种历史记忆又是客观的、全面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蛙》洋溢着对“人性”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本文以新历史小说作为切入点和参照，着重论述了莫言小说《蛙》对新历史小说的发展。
关键词：小说 新历史 《蛙》 莫言
“历史文学”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承，至今在当代文学界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般而言，传统历史文学以及“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主要是以真实的历史背景进行创作的，而新历史主义小说里的“历史”并不完全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往往是作家为了创作的需要构思出来的“历史”，而且作家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对它们进行了重新解读，从另一个角度对历史进行了重构。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一些观念来苛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小说创作，与其说那时候的小说创作淡化所谓的“个体”与“人性”，还不如说那时候的小说创作是复杂时代背景的反映。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结束了百年屈辱，民族主义高涨，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以及复杂的国际形势，用文艺的形式来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种文学形式不仅出现在中国，而且也曾出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之处，我们不能片面地否定它的历史进步意义。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艺界出现了新气象，展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就小说而言，无论从题材、内部结构、反映的价值观念等都出现了日益多元化的倾向。特别是西方文学流派和文学创作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十分显著和深刻的。
从那时起，中国的一些小说创作者不再以描写典型的革命英雄人物为重点，也淡化了“阶级斗争”在小说里的体现，他们描写的主人公是活生生的、复杂的“人”，这些小说里面的人物有自身的优点和缺陷，再也不是那种“高大全”的形象了，笔者认为莫言《红高粱》可以作为这种“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滥筋。
2009年，莫言小说《蛙》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和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这部小说也促成莫言问鼎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蛙》以中国当代农村的计划生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姑姑”一生的故事。《蛙》体现了莫言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同时莫言尽可能地表现出一种客观的历史态度。此外，在《蛙》中莫言还对现实社会中人的阴暗面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一、《蛙》的新历史主义特色
1 把人还原为现实的、活生生的复杂生命体
新中国成立后，宏大的历史英雄主义成为大批作家的创作特点。《红岩》、《红旗谱》、《创业史》等革命历史小说成功塑造了许多具有崇高使命感的革命英雄人物，在塑造这些英雄人物的过程中，小说创作者基本都采用了典型化、纯洁化的模式来处理。
莫言的小说创作注重关注“人”，关爱“人”，莫言曾说：“为普通人而写，作为普通人而写。”莫言对中国社会其实有着十分深刻的了解，虽然他的很多作品都属于农村题材，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莫言的小说还是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代表性，莫言笔下的人物形象我们完全可以在中国现实社会中找到他们的影子，就如同我们能在鲁迅小说作品中找到一些现实中人的影子一样。从莫言的小说《蛙》中，我们可以发现莫言在塑造人物过程中从来都不是采用那种说教式、脸谱化的方式，莫言笔下的“英雄”都有自身的个性、喜怒、私欲，这些人物形象并不是“高大全”式的，莫言真正做到了“把人当做人来写”。
2 对主流历史的祛蔽
在一些新历史小说家看来，历史的真实情况并不是目前主流历史学者所描述的那番情景。在他们眼中，“历史是解释的而不是发现的结果”。因此，许多新历史小说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努力构建一种边缘化、个人化甚至反面化人物的历史。同时，基于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者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些小说又打上了个人独特的印记，因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历史”就有其独特的面貌。
新历史小说通过对主流话语所忽视的边缘化历史的书写以及对人性主导历史前进的认同等方法实现了对主流权威历史的祛蔽，他们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有利于我们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历史上发生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在小说《蛙》中，莫言通过与计划生育紧密联系的“姑姑”的生平经历来反思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社会现实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对主流历史话语进行了消解。使我们看到了普通群众在这一宏大历史事件中的另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
3 个人化的历史记忆
一些新历史小说呈现出“历史心灵化”的特征，作家对历史的解读更多的是其个人的见解，他们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学家学术化的历史观念迥然不同。
通过莫言的作品以及莫言自己在接受各种访谈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莫言的童年是困苦的，饥饿和孤独经常伴随着他，莫言曾在《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中形容过自己在童年时饥饿的情形。童年的饥饿经历无疑影响了莫言的创作，莫言的作品经常写到饥饿与水灾，在小说《蛙》中也有所涉及，这绝非偶然。我们在《蛙》中看到许多关于“吃”的描写，除了因为食物在那个年代的重要性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出莫言本人对那个时代深深的记忆。莫言个人化的历史记忆或许不能代表那个时期历史的全貌，这仅仅是他个人对历史的解读，但是我们从他的小说《蛙》中仍能窥见那个特殊时期基层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以及内心情感，而且莫言通过小说《蛙》传递出来的信息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莫言对那个时期的历史解读具有代表性，《蛙》不仅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而且这部作品也是了解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生育史”的重要文学作品。
二、《蛙》对新历史小说的发展
1 客观的历史态度 在小说《蛙》中，我们可以看到莫言秉持的是一种全面客观的历史态度。莫言既全面描述了普通百姓对计划生育政策自发的抗拒，又对计划生育这一政策有着一种理性的评价。莫言在作品中并没有过多夹杂带有暗示性的个人思想观念，不同的读者通过阅读莫言的作品，会得出自己的判断，这也是一部优秀作品应该具备的品格。同时，莫言对历史的态度并不是说教式的，也不是学术式的，他站在一个“普世的”和“哲学的”高度来审视每一个人的灵魂，这正是莫言作品具有极大穿透力的原因之一。
通过莫言小说《蛙》我们发现，人们对计划生育政策有着十分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依靠强力所推行的政策不得不接受，另一方面则是在自然感情上的抵制。因此，面对这样一种带有敏感色彩的事件，作家如何处理显得非常重要。莫言采用了书信体叙事的方法，达到了客观、全面评价历史的效果。莫言通过这一方式，详细地描述了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普通民众所面临的痛苦和挣扎。但是，莫言在让我们感受到计划生育政策人性缺失的同时，并没有对这一制度进行完全的否定，而是肯定其内在的合理性。
2 对“人性”的尊重
在小说《蛙》中，我们看到了莫言对人文精神的强烈关注，莫言试图通过“计划生育”这一题材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精神和灵魂的影响。
莫言对计划生育背景下人性及其生存境遇的关注主要是通过“我姑姑”和“蝌蚪”这两个形象来实现的。“姑姑”可以说是中国十几年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中的一个标本式的人物。年轻的时候，姑姑因为拥有良好的新式接生技术，因此成为了高密东北乡的“送子娘娘”。“送子娘娘”这个称号体现了民间道德对生育的崇拜，从姑姑对这一称号的自豪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也对“生育”持一种赞同态度。
计划生育开始后，姑姑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她日益成为“政策符号”，并把这一政策当成了信仰，她对逃避计划生育的人们无所不用其极，这样，民间道德对生育的认同和政策执行者的身份同时存在于姑姑身上，这两种力量相互纠缠，撕扯着姑姑的内心，而“王仁美”以及“王胆”的死更是加重了姑姑的心理负担，使姑姑晚年陷入了深深的忏悔之中。
姑姑和蝌蚪在撕裂中痛苦挣扎的心理状态，显示了莫言对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人们心灵状态的深切关注，这正如莫言所说：“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是人的命运和遭遇，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
姑姑因为王小倜的事件受到了牵连，为了靠近组织，为了在那种环境下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她采取了一种狂热的方式对老院长进行斗争，可以说人在求生本能驱动下的行为严重伤害了别人，导致了老院长的死亡，这显示了人性中残忍的一面。莫言通过作品《蛙》，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软弱、残暴、自私、异化以及难能可贵的反省意识。
3 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一些现当代作家在从事小说创作过程中是不屑于关注“中国农民”以及“中国农村”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对农民和农村的深刻了解，进而写不出别出心裁的作品来。甚至有的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缺乏深刻挖掘，他们片面地认为当代西方文学流派和理论应该是中国未来文艺发展的方向。
其实，这种脱离民族土壤的文学创作注定不会取得太大的突破。莫言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感悟，同时也对中国目前最大的群体——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全面的了解。
我们在莫言小说《蛙》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小说不仅有着鲜明的中国气息和中国气派，而且还有着独特的中国乡土情怀。可能莫言并不是刻意要去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但是这可能是在目前的中国最能体现时代特色和民族真实情感的题材了。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物质财富的急速发展，外来文化的持续冲击，使得当代中国人在思想日益多元化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很多困惑甚至是迷茫，当我们对“国外先进文化”大开眼界，对“国外先进模式”深刻体验的同时，我们也变得更加理性和客观。当我们重新回望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现实问题时，我们对自己以及这个民族也变得更加理性、宽容甚至是自信了。莫言正是以一种十分理性、宽容和自信的姿态来创作小说的，这一点在《蛙》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蛙》是展现中国当代文化和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最好的小说之一，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到人心，可以感悟中国。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