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物和魔法想象，同民间的道教信仰也有一定联系。道教信仰中就有使用法器和禁咒、符箓降妖除怪的内容，常常会转化为故事情节，在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中就很常见。这种想象与民间童话原有的宝物形象汇合起来，形成了蒙古族民间童话重要的故事母题，很多故事叙事动力都来自宝物的出现，如《两个宝蛋》〔16〕、《兄弟三个》〔11〕371-377等。

　　对于蒙古族来说，蒙汉文化交融的另一个特质即是农耕文明的开始，这在蒙古族民间童话中被有效呈现。它不仅表现在人们生活环境的变化上，聚族而居，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也表现在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上，很多两兄弟故事或者异类婚故事都是按照这样的社会分工展开叙事的;还表现在日常使用物件的变化上，这在宝物母题的故事中最为明显，如石磨、笛子、人参、葫芦、烟嘴儿、珍珠等;更为重要的是精神信仰的接受，如对龙的信仰，尽管龙是佛教信仰中的神，并非所有信仰佛教的民族都像汉民族一样，把自己看作龙的传人，但是龙王形象在神仙精怪类故事出现频次最多，龙女也成为很多故事的主角，蒙古族民间童话已经刊布的与龙相关的故事保守统计起来不止一百个虽说汉民族民间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印-藏故事体系的影响，但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神的民族故事群，它在文化精神、故事母题、人物原型上自有自身的独特性。这些独特之处在蒙古族民间童话中可以找到清晰的痕迹。

　　综上所论，蒙古族民间童话的故事形态是阿尔泰故事、印-藏故事和汉民族故事三大体系的交融并蓄的多元复合体，在文化上表现出驳杂而丰富的样貌，但由于蒙古族居住地幅员辽阔，相对分散，在不同地域范围内呈现出的多元复合形态有所不同，如新疆地区的蒙古族民间童话故事以阿尔泰故事体系为主体，而东北喀左地区的则表现出鲜明的汉化倾向，这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交融的具体进程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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