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的著作着重阐释20世纪中后期西方现代都市文化发展背景中的空间生产问题，将包括住宅空间在内的现代空间形式视作社会文化生产的产物。有关这些空间的经验中渗透了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它们随空间形式的变迁而在文化史的领域中绘制出一幅社会权力空间化的地形图。与此相应，福柯分析了社会权力体制中不同空间形式之间的文化差异，并将这种差异作为勘探文化史和权力与知识形态的依据，拓展出对住宅空间及其经验进行文化研究的可能性。列斐伏尔和福柯的文化地理学论述是在现代城市兴起的文化背景中对空间问题进行思考的产物，其充分关注了因社会权力和资本运作所产生的空间变迁与文化差异性，并推动着社会研究者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对包括住宅空间在内的城市空间进行阐释。在面对空间与人的关系方面，列斐伏尔强调空间中凝铸的权力机制与人的个体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而福柯倾向于分析空间及其权力机制对人的规训、塑造和控制。以此种思路对文学作品中的住宅经验进行研究，既能够明确一种文学主题或形象的现代文化语境，又可将角色与空间的互动作为一条重要的文化线索来扩展文学的文化意义。张爱玲、刘呐鸥和穆时英的相关作品就在中国现代都市语境中呈现了住宅经验，并在这一主体上展现出半殖民地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与独特性。第二类理论资源从住宅作为符号或符号系统的角度展开，鲍德里亚(又译为布希亚)的哲学论述为这一思路提供了理论基础。以此审视文学作品中的住宅空间及其经验，可辨析其中包含的三个层面:第一，文学化的住宅空间;第二，文学化的住宅空间形式;第三，文学作品中被符号化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物体系》一书中，鲍德里亚为分析文学作品中住宅空间的结构及其经验提供了理论框架。

　　书中论及布尔乔亚家具成为摆设，将家具功能视作父权体制及其相关道德秩序的空间表征。他将西方住宅空间各结构与层次之间的组合关系视作社会文化的空间呈现，认为:“组合家具的方式是一个时代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忠实形象。”[7]社会空间的实质是社会关系，而住宅空间中的摆设则整合着家庭关系②。在鲍德里亚看来，布尔乔亚家庭中家具的整体“构成一个有机体，其结构为建立在传统及权威上的父权体制关系，而其核心则为联系各成员的复杂情感关系”[8]13。文学批评者以这种思路审视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借助对居室陈设和物品描写的考察，将注意到小说所呈现的资本主义时代城市住宅经验的变迁，并以此探讨作品中的主体性、资产阶级时代小说的风格变迁等批评命题。同样，巴尔扎克也在其《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代表作中以纷繁复杂的居室陈设的描绘表征了资产阶级兴起时代的社会文化转型。第三类理论资源由加斯东•巴什拉(又译为巴舍拉)针对群体心灵的哲学论述中延伸而出，其中包含了哲学框架对于文学本质或诗歌意义的普遍性的追求，也可切合对文学作品(不仅限于诗歌)的意义分析。在其著作《空间诗学》中，巴什拉以现象学哲学的观点来诠释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原型”，并用这些原型来解释法语诗歌中的诗意想象，以期望推进对人类群体精神形式的认识。这种思路与海德格尔有关“诗意地栖居”的论述具有相似性和可通约性。他们分别以法语诗歌和德语诗歌为例，阐述了凝注在语言文学作品中的人的存在方式。在巴什拉的论述中，住宅、阁楼、地窖、抽屉、橱柜、梯子、梦、照片等空间意象具有了独特的现象学价值，研究者可以“以家屋为分析人类灵魂的工具”[8]57。巴什拉借此思考的是空间感知和经验的问题，其语境是现代人在都市化所造成的空间变迁中的境遇与存在状态。他所关注的空间原型可在不同的个体精神世界之间流转，形成跨越主体性的诗意存在。他以同样深具诗意的语言来解释文学及文学作品中的日常生活，并建构出文学批评者能够用以解析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度模式”，即“内/外”“上/下”和“白日梦/现实”等分析框架，它们均可为文学作品的解释提供思路。巴什拉首先揭示了围绕住宅空间的“内”和“外”的差异问题:“外部世界的记忆与家屋的记忆并不相同。”[8]67这关联到建筑空间所造成的内外空间的分隔及不同经验的差异性。

　　而在白日梦与现实之间，“由于我们对从前栖居之处的回忆，在日梦中重新活现起来，因而这些过往的栖居之处，也就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8]68。住宅经验的价值在白日梦中呈现出来，构成了日常生活和艺术作品中的诗意的来源，而且能够统摄人类的群体精神世界③。文学批评者又可以由文学作品中的住宅空间及其经验入手，参照巴什拉的论述来探讨家庭空间与童年记忆的关联，阐释弥散在文学文本中的幸福感、安全感、宁静感、圆整感，并借此阐释文学作品的诗意来源。这种论述特别能够启发文学批评者对诗人波德莱尔和小说家爱伦•坡的作品进行分析，透视他们以诙怪诡谲的风格特点塑造的住宅感觉，以此应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进步和城市文化的推进。鲁迅的《伤逝》《狂人日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作品在失意者、癫狂者和怀旧者的臆想中，也浮现出居室经验的特殊性，并展示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而戴望舒的《独自的时候》和《断指》等文本则以诗的形式书写了充满住宅经验的回忆与感受。徐訏的散文《房间艺术》也以围绕身体展开的经验来书写个体的住宅经验，并涉及到上海和北京住宅空间形式的比较，其分别从天花板、窗户、书橱和饰品等方面展开。文学批评者寻找此类文本的解析思路，可以由巴什拉的哲学论述中获得启示。

　　在以上的分析思路中，恩格斯的社会学论述是以住宅空间的占有作为阶级状况的晴雨表;而列斐伏尔和福柯将包括住宅空间在内的现代城市空间解释为空间生产方式或空间形式变迁的产物;巴什拉从现象学的角度解释了人的诗意创造活动与住宅空间的关联;鲍德里亚的论述则以符号学来构建资产阶级住宅空间中的文化意义。这几种分析思路在其哲学基础的差异性之外，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住宅空间视作现代社会文化的范本，认为它在与社会、历史、文化和符号实践的互动中承载了社会变迁的征候。它们共同导向了文学批评的主要目的:“理解文学和评价文学。”

　　三、结语

　　在以上批评思路和理论资源的启示下，现代文学批评者的独特实践能够进一步影响到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的文学史评价，这不仅对文学批评者是一个批评视角方面的提示和批评思路的启发，而且能够对一些在文学史上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作品的文学史意义的评估方面提供参照。如陆蠡《囚绿记》中的居室经验作为国家与民族意义层面上的隐喻的价值，冯沅君的《隔绝》恋爱中由被囚禁的现代女性的倾诉与独白所勾勒的住宅经验，林如稷的《将过去》中作为现代人的梦幻起点的住宅经验，陈翔鹤的《西风吹到了枕边》将郁达夫式的颓废格调与住宅空间的结合以及梁实秋的《雅舍》、何其芳的《独语》、丁西林的剧本《压迫》等借住宅书写特殊文化内涵与风格的文本等，它们都能够在新的批评角度中获得再认识。文学作品中的住宅及其涉及的日常生活经验、性别差异和个体回忆，交错编织成一张文本中的网络。文学批评者在结合了文学史的探讨与文学作品个案的细读分析之后，即能够尝试还原这张网络并将其同社会文化语境相对应，进一步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意义。可以说，文学作品中的住宅空间与文本中呈现的社会关系一起，成为了现代文学作品诗意的一个重要来源。由此，三种针对现代文学作品中住宅空间及其经验的批评思路，能够指引文学批评者探索文学批评模式的多种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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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法]尚•布希亚.物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3.

　　[8][法]加斯东•巴舍拉.空间诗学[M].龚卓军，王静慧，译.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