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平平淡淡的一句话，”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让读者的思绪跟随作者的笔触，一下子进入了小说所塑造的平淡氛围，故事就行云流水地开始了。明海的出家，在他们的家乡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认为在他们的家乡当和尚似乎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二是可以攒钱。他的家里人包括已出家多年的舅舅也是这样认为的，明海在荸荠庵里的小和尚生活是很清闲的，早起开庵门，扫院子，烧香，再就是念早经和晚经。舅舅教念经就和教书一样，强调的是练嗓子。小英子是个花一样的姑娘，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他。她明知道明子是去做和尚的，但却没怎么避讳她让明子画石榴花、栀子花等绣花的模板，两人在一起裁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割稻子、打场子、捋荸荠、在芦苇荡里划船。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两人成为了好伙伴，小说的最后小英子告白了“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大声的说：“要!”。小和尚明子和小女孩小英子在小那种充满波折，海誓山盟般的感情纠葛，所有的只是两个孩童之间的朦胧恋情。可见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并不讲究奇与险，也不需要太多的起承转合、花头技巧，小说不需要什么爱恨情仇离合悲欢，读者却能从他那平淡简洁、洗净铅华的文字中间，去领会出旧时底层人民的辛酸和悲苦，并从中感悟世态人情，和他那颗悲天悯人的乐观情怀。

　　二.风格特色的诗意与和谐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入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受戒》虽然写的是凡人小事，民俗乡情，但那是一种来自生活的会意和熨帖。如明海跟随舅舅去出家，穿过县城，在他眼中“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片的猪肉。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作者又写出了明海年龄尚小，第一次出远门，乍一接触热闹繁杂的县城，应接不暇，眼花缭乱。这段话没用一个文从理顺的语句，有的只是一个个有色有味、可感可触的具体词汇，它们排列组合在一起，铺排而至。连续不断地冲击着读者的直觉。在读者强烈的感受中，将县城街头的景象，一一罗列开，一幅纷扰的，散发着的浓厚市井、乡土气息的市场图景，再鲜明不过地呈现出来。不仅渲染出县城的热闹，更将一个涉世未深的小男孩的幼稚纯真刻写得淋漓尽致，读来饶有诗意。

　　“和谐”则是汪曾祺的最高美学境界。他不止一次地表明：“我追求的是和谐。”“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和谐”作为一种美学范畴。主要呈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等诸多关系层面上。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人与自然的生命交流。人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自觉认同，以及人自身的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起伏和内心冲突等等。

　　在《受戒》中汪曾祺关于和谐的表达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呈现生活中的和谐或者创造一种和谐，另一种是化生活中的不和谐为和谐。对于前者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地和谐之美，大自然不是相对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自然，也并不是被动的生存环境，而是“人类心灵的另一存在”，如小说的最后“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透出一种率真美好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人内心的生命活力得到了完全的释放，生命处在一种完全的自由自在中，与自然在内在上达到了完全的和谐之美。后一种，在《受戒》这体现在佛门和世俗的和谐之美，荸荠庵中的四个和尚身上，我们看不出出家人那种超脱俗世的表现，相反一个个就是个俗世中人，当家的，不叫“方丈”、“主持”，却叫“当家的”，每日主要的工作是算账，二师父仁海是有老婆的，三师傅则会在大庭广众唱小调山歌，闲事他们还会凑在一起斗纸牌、搓麻将。年下也会杀猪，吃肉不瞒人。在作家笔下，佛俗已经实现了合流，宗教与信仰充分地融人到当地的民俗风情中，被本土化、生活化与世俗化了，和尚们的空门生活处处充满着人间的烟火气息。写出了尘世佛门之间的融洽，创造了一种和谐之美。

　　三.文体特征的散文化

　　汪曾祺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散文化的结构特征，连他自己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汪曾祺短篇小说・自序》)。《受戒》结构松散，舒放自由，多生活场景、细节，还有经验、掌故、风俗等等，这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小说的故事性。但却另有一种随笔似的自由和亲切。

　　《受戒》零零散散地讲述了多个事件，情节因素很弱，每件事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作者只是用了九个“……”表示了时空的转换，每个事件的叙述也是娓娓道来，不急不躁，没有一般小说中激烈的矛盾冲突，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平平淡淡，并没有细致入微的工笔细描。如描写小英子母女“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注重捕捉人物的话语、动作与神情，文笔自由洒脱，勾勒出人物的音容笑貌，这些方法都很明显的表现出了小说散文化的特征。 　　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会出现散文化的倾向，首先应该说在这方面汪曾祺是深受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在沈先生的很多小说里也体现出散文化的倾向。其次这是与写意小说营造深具魅力的意境的追求向一致的。以有形表现无形，以有限表现无限，只有小说散文化，才能实现无限意蕴生成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反映到汪曾祺小说中必然是散文化的倾向。

　　四.语言风格的生动与简洁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亦是别具一格的，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受戒》是以汪曾祺的故乡苏北水乡为背景，《受戒》中运用的俗字、方言、俚语，以及口语化的语句，使小说的地方色彩更加浓厚：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

　　“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

　　“车”、“薅”、“打”、“捋”等，苏北水乡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些词语对于我们来说很新鲜，能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方言或俚语的大量使用，使得作者的表达感情和事物更加生动，形象。

　　汪曾祺说：“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在《受戒》的语言句式中，短句占了统治地位。如“……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这些句子以短句为主，最长的一句也不过十字。大量短句的使用，使句式变化多样，避免了行文节奏上的呆板与单调，而且句子短就形成了文体活泼，简洁，使得小说富于生气。

　　作为汪曾祺小说的代表作，对《受戒》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管窥汪曾祺小说的总体艺术特色，风格自然、恬淡，景致优美淡雅，人物性情淡泊，故事情节淡化。他的小说创作独辟蹊径，成就了独具特色的汪氏小说。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集・受戒[I].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2]梅庆生.略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基本品性[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0，(12)：48―50.

　　[3]李木新.“真实”与“和谐”的美学追求――读汪曾祺的小说《受戒》[J].文教资料.20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