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蒲松龄还塑造了一些刚烈的、有侠义的“丑女”形象，成为“聊斋”红妆世界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些女子相貌虽丑，但是性格刚烈，或知恩图报，或不计个人得失而为他人奔波劳苦，或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作者对她们的刚烈、侠义之举非常赞赏。《乔女》中的乔女是个相貌丑陋的女子，世人多不齿，唯孟生“贤之”，于是乔女认为孟生对自己有一种精神上的知遇之恩。孟生死后，其家产被抢，孤儿被欺，这时和孟生毫无瓜葛的乔女挺身而出，在公堂之上为之力争。官诘其属孟生何人，乔女曰：“公宰一邑，所凭者理耳。如其言妄，即至戚无所逃罪;如非妄，即道路之人可听也。”此番话已有着浓厚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味，更何况乔女认为孟生对她有知遇之恩呢?乔女竭力保住孟生家产后，抚养其子成人，直至终老。异史氏曰：“知己之感，许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为业。彼女子何知，而奇伟如是?”蒲松龄认为只要是“士为知己者死”，那么即使为一丑女，其行也侠也。《仇大娘》中的仇大娘也是一个像乔女一样粗陋的女子，然而她为了和自己已无多大联系的继母一家的利益，挺身而出，死死护卫，“里中豪强，少见陵暴，辄握刀登门，侃侃争论，罔不屈服”，其行可谓壮哉，然其义可谓侠哉。再如《张氏妇》中的张氏妇只是一介村妇，在“大兵”压境，诸人逃遁一空的情况下，她竟能独守空村，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杀死诸多贼寇，其凛然不惧、处变不惊让多少须眉汗颜。

　　《聊斋》中的众女子不是沉鱼落雁就是闭月羞花，个个都是柔情似水、仪态万方，而蒲松龄却能不惜笔墨塑造出诸如乔女、仇大娘这样的相貌丑陋、言行粗鄙的女子，数量不多但很难得，更可贵之处是他能从这些卑贱的人物身上发掘出高尚的灵魂，更是让人拍案叫绝，而这些有侠义精神的奇特女子在唐传奇中是没有的，相较之下，蒲氏文笔显得更为广泛而深刻。

　　(二)女性行侠的方式多变，传承子嗣、延续香火成为最常见最重要的行侠方式。

　　除了那些个别的复仇型女侠外，《聊斋》中的很多侠女为了报恩往往以身相委，为其诞下子嗣，或者当自己不能胜任时便寻他人为之传承香火，这种行侠方式和唐传奇中的众女侠截然不同。如《侠女》篇中的侠女，为了报答顾生母子的恩情，“以相报不在床底也。为君贫不能婚，将为君延一线之续”，侠女主动向顾生投怀送抱，并不为儿女情长，而是想以子嗣报答他的恩情，所以生下一子后，侠女说：“今君德既酬，妾志亦遂，无憾矣。”《霍女》中的霍女虽与黄生琴瑟相笃，但她却说：“今为君媒，请买一人，为子嗣计。”后费尽心思为黄生迎娶阿美，为的就是让阿美替自己为黄生延续子嗣，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小翠》中的小翠为替母报恩而嫁给痴儿，期间她为王家消灾除难、剪除政敌，等功德圆满之后，她为了给王家延续香火，亲自为丈夫娶妻，自己则抽身而去。《房文淑》中的房文淑将自己的亲生儿送给无子的娄氏，为邓生解决无子之忧，自己则悄悄离开。

　　唐传奇中亦不乏侠女嫁为人妇，或与人同居的例子，如贾人妻，不过这些侠女嫁人只是掩人耳目，复仇才是她们的终极目标，报仇之后，为了断绝后路甚至不惜手刃亲生子，如贾人妻就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可见唐传奇中子嗣不是侠女们的报恩方式，而是复仇的一个筹码。而蒲松龄时代封建教条伦理远胜于开明开放的大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嗣始终是家庭伦理中最为关心的问题。知恩图报，是传统美德;舍生取义，是侠的最高境界。舍生取义固然让人肃然起敬，但是毕竟离现实生活比较遥远，于是解决眼下最重要最棘手的问题——子嗣则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聊斋》中的众多侠女的报恩，委身相许只是方式，而终极指向则都是延续香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蒲松龄心中，传承子嗣重是极为重要的报恩方式，重要到可以和舍生取义的侠义最高境界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里的侠女形象既秉承了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的文化精髓，又丰富了侠女的文学形象，成为侠文化和特殊女性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文学价值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参考文献：

　　[1]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名家评点《聊斋志异》.新华出版社，2008.

　　[3]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郑春元.蒲松龄的侠义观念浅识.蒲松龄研究，2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