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人物的塑造倾注了艺术家的血泪和理想。在《聊斋》中，蒲松龄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诗人形象，以此来透视现实社会，他们对艺术有着不懈的追求，为了艺术不惜抛弃情人，牺牲爱情。

　　关键词：《聊斋》 诗人形象 分析

　　一、引言

　　俗话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人物塑造既饱含了艺术家的血泪，也倾注了艺术家的理想。蒲松龄是人物塑造方面的佼佼者，在他的作品当中，塑造出了许多光彩照人的诗人形象。

　　二、文章憎命达 魑魅喜人过

　　在蒲松龄塑造的诗人形象当中，以女诗人形象居多。他深爱这些形象，却不愿意将她们写成备受宠幸的宁馨儿，而是写成经历坎坷、命运多舛、倾国倾城的女豪杰。例如，惠哥、温姬、瑞云都是从肉体到灵魂备受蹂躏的封建社会最“低贱”的娼妓;连琐、宦娘是生无知音含恨而死的苦鬼;而公孙九娘、林四娘则是遭难屈死的冤魂;即使是不受人世欺凌的凤仙，也是没有家庭温暖的可怜女。以上这些诗人形象，恰是封建社会诗人的真实写照，是对封建社会诗人命运的高度概括。屈原投江而死、杜甫漂无定所、苏轼屡遭窜逐、李清照坎坷一生。杜甫曾指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是对古代诗人不幸命运的合理诠释。其实，诗人的命运本不该如此多舛，之所以会这样，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六朝诗人鲍照提出：“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社会对诗人的不容，是自古以来的一种社会现象，体现了诗人的一种无奈之情。[1]蒲松龄则另辟蹊径，用作品中的诗人形象来反映现实社会，让读者将诗人的悲惨遭遇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找出它们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

　　在《聊斋》当中，温姬和瑞云虽然都是妓女，并且也都出口成章、才华横溢，但却是两个相互补充以及相互映衬的角色形象。其中，瑞云作为活人，既没有“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悲哀，也没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狂欢，有的只是昙花一现的卖笑生涯。瑞云是幸运的，因为她得到了晦光保璞的指点，终与贺生成为伉俪，命运远比温姬好得多。而温姬既没有遇到知音，也没有遇到仙人，只能屈服于鸨母而卖身到死，是一个死鬼的形象。[2]而与此同时，瑞云也是不幸的，因为她所遭受的人世蹂躏不仅遍于肉体，而且已经深入灵瑰。而在描写温姬方面，蒲松龄则使用烘托的手法，将温姬的悲惨一生描绘得淋漓尽致。即使在她死后，蒲松龄还特意加入一个纨绔子弟，使其死后也难逃嗤笑。这种形象设计更能突出温姬的悲惨命运，揭示其坎坷经历的社会根源。

　　凤仙也是《聊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诗人形象，她来无影去无踪，而且不惧任何人世盗魔。乍一看，她似乎能够摆脱人世之坎坷。然而，蒲松龄并不愿如此，而是做出了异常的设计。在《聊斋》中，老狐仙对初次上门的新婿嗤之以鼻，将人物矛盾刻画得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凤仙有家不能安卧，有夫不能相伴，最终落得忍泪离家、窜伏涧谷的下场。很显然，蒲松龄希望通过凤仙的悲惨遭遇，向读者展示诗人必遭社会折磨的社会现实。公孙九娘自刎而死，死后仍坚持高洁，不容情人自赎，最终只能过着孤坟无依的生活。林四娘和公孙九娘有着相似之处，她们都比较内向，对人生有着美好的憧憬。愈是如此，她们遭受世间的创伤就愈重。面对不幸，她们寄希望于情人或宗教。殊不知，红颜力弱难为厉，最终只能成为被社会扭曲的灵魂。连琐瘦怯凝寒，本为图安宁而离开情人，却落得个相思之苦，又遭龌蹉吏欺凌，最终落得无处可安诗魂。宦娘热爱艺术，活着时擅长弹筝却尘世无对，死后追慕琴音却忍痛学习鸣琴，终落得生时难逢知音，死后无处可依的悲惨命运。

　　纵观她们的悲惨人生，她们虽同处时代牺牲者行列，却又有各自不幸。然而，正所谓殊途同归，独特的不幸遭遇揭示了共同的社会悲剧。

　　三、葵藿向太阳 物性固难夺

　　《聊斋》中女诗人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多是“一宵冷月葬诗魂”。然而，正如杜甫所说：“葵花向太阳，物性固难夺”，诗人的心似火，始终保持一种积极的、战斗的、不妥协的人生态度，并将这种态度以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温姬与世俗相斗，无不令人钦佩;公孙九娘宁为玉碎，决不瓦全，着实悲壮;香玉不愿偷生，让人叹息不已……

　　然而，在众多的人生态度当中，对待情人和爱情的态度最值得关注。这种态度是诗人形象的重要依托，是分析诗人形象的重要切入点。在《聊斋》当中，蒲松龄浓墨重彩地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绘相关情节。除惠哥以外，其它女诗人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和借口，主动大胆地追求男性。如瑞云以情诗向贺生含蓄地表达情意;温姬一见倾心，向情郎主动询要地址;香玉以解释误会为借口来示爱意中人。在这些女诗人当中，绛雪对待爱情态度的特点比较鲜明。在与黄生交往的过程中，她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似乎不太相信爱情却又对黄生主动表白，说明她冷漠的外表下也隐藏着一颗沸腾的内心。与其他小说中的“三角关系”不同，绛雪与香玉既不在黄生面前争宠，彼此之间也不相互妒忌，而是相互尊重，相互克制，愿为彼此而献身的情怀。

　　除了绛雪，连琐也是《聊斋》中不得不提的诗人。对于这个诗人形象，蒲松龄也是格外的重视，增加了许多美化的笔墨。连琐不仅才艺广博，而且美丽多情，虽与知音欢同鱼水、耳鬓斯磨，却从未越雷池一步。可以说，蒲松龄将连琐描绘得有点不近人情。而且，他还自言“人鬼为欢，促人寿数”，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在“食色大欲”的封建社会，连琐能够自我控制和自我献身，成为女性中一道闪电和一点灵光，很好地诠释了爱情的真谛。

　　在《聊斋》当中，女诗人的爱情生活丰富多彩。一是以诗寄情，用诗歌来表达对昔日坎坷生活的哀叹之情。例如，香玉用“良宵更易尽，朝嫩已上窗，愿为梁上燕，揍处自成双”来表达对血腥屠杀的愤慨之情;林四娘用“静锁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问青天，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化杜鹃”，来抒发新婚燕尔的欢快之情;公孙九娘用“昔日罗裳化作尘”来传递抚今思昔之情。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吟咏生活多表现为“妇唱夫随”，而不是封建社会奉行的“夫唱妇随”，这正是蒲松龄对女诗人主动态度的深刻描绘。 　　就作品而言，宦娘的《惜余春词》与林四娘的《诀别诗》独具匠心。《惜余春词》的创作目的是撮合葛良工与温如春的婚姻。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它也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当葛良工见到此诗之时，那种先得我心的思绪溢于言表，进而恭笔抄录;而温如春看到时情意徘恻，进而提笔圈赞。从后人的评价看，宦娘希望借此词来表达自己的相思之苦，绝对是一首绝妙的好词。而《诀别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首抒发故宫禾黍之思的亡国哀诗。在《聊斋》当中，蒲松龄有意地将一个普通宫女塑造成具备家国之思的诗人，无不流露着他反对异族统治的情感。此外，蒲松龄对诗人有着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独特标准。因此，在《聊斋》当中，他将林四娘塑造成一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诗人。在蒲松龄看来，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诗人，首先要不忘国，有强烈的家国之思。

　　在对待情人方面，这些诗人也是令人称赞的。她们既对“三从四德”的封建关系作出了抗争，也对“愿共尘与灰”的生死与共关系作出了否定。当然，对于她们对情人的坚贞忠诚，蒲松龄也进行了热烈地歌颂。在《聊斋》当中，凤仙不受冷落，温姬不畏符篆，绛雪和香玉的殉情，宦娘千方百计为情人撮合……以上这些，都是同心迎难的重要体现。然而，它们都不能称得上是诗人特色。而真正的特色则在于，她们向往崭新的家庭生活，追求崇高的精神理想。正因为如此，她们都以身作则，成为情人不断前行的动力。而这种关系，也恰是蒲松龄所不断追寻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颠倒衣裳矣。”[3]

　　四、世间何事好 最好莫过诗

　　从上文的论述中不难发现，《聊斋》中女诗人们对艺术有着独特的追求，特别从公孙九娘和温姬，为了艺术不惜抛弃情人。在《聊斋》中，女诗人形象与其他形象的一项重要区别，就在于她们对艺术的爱和不懈追求。当然，这些女诗人之间有着不同的艺术追求，体现了自身的个性特征。

　　在艺术素养方面，她们不仅会写诗，而且精通音律，善于歌唱。她们出口成章，才华横溢，以联句、古人成句、形象等方式来表达自身的真实情感。在艺术态度方面，她们都表现出强烈的热爱之情。在她们眼里，情人和婚姻远没有艺术重要。为了追求艺术，她们敢于抛弃情人，结束婚姻。细看《聊斋》，瑞云以诗为媒，香玉和连琐因诗而成婚，温姬因无才而去……无不诠释着她们对艺术独特的爱。在爱情、生命、艺术三者的关系问题上，杜荀鹤的“世间何事好?最好莫过诗”可以给出合理的概括。也就是说，若为艺术故，爱情、生命皆可抛。[4]

　　在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过程中，她们认真遵循艺术规律。从她们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她们精通诗艺，既善于掌握诗歌的形式和语言，也善于抓住诗歌抒情和形象的特征。众所周知，蒲松龄被公认为全能艺术家。这些诗人形象的塑造，对于他来说只能称得上是区区小技。在《聊斋》当中，有一位女诗人显得较为特别――林四娘，她既有精辟的理论，也有优美的诗篇。她在坚持抒情的同时坚持真实，反对虚假和勉强。这种艺术论十分精当，是鉴赏和作诗中应当始终遵循的规律。在艺术鉴赏方面，她不仅深入意境来领略情感，而且吟咏品味并再次创造。因此，与其他鉴赏方式相比，这种鉴赏形式更具感人力量，让人难以忘倦。

　　参考文献

　　[1]马臣萃.《聊斋》人物姓名密码解析[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04).

　　[2]徐虹.从《聊斋》的女性形象谈蒲氏的女性观[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3).

　　[3]谈《聊斋》中女诗人形象[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01).

　　[4]刀与菊：禁忌与膜拜――浅析《聊斋》中的三类女性形象[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