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兄弟会这种规范化的指导纲领使成员在从事社会宗教慈善活动时有章可循有条可依。同时,它们将对基督的虔诚之心与对国家的忠诚之心相结合,使其发展和运作天然地契合贵族政府追求“最尊贵虔诚祥和的天主教城市共和国”(theSerenissima)的目标。

　　三、威尼斯兄弟会的管理体制

　　除了规范化的章程为兄弟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制度化的管理和运作模式更成为威尼斯兄弟会参与日常社会宗教活动的重要保证。但在分析威尼斯兄弟会的组织结构之前,有必要对这一时期威尼斯兄弟会成员的构成和阶层分布状况有所了解,因为这种独特的成员结构方式使其管理和运作方式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在威尼斯兄弟会形成之初,平信徒选择加入兄弟会的标准和条件比较简单。以参加大兄弟会为例,只要能遵从该大兄弟会的行为准则,即按时参加其组织的鞭笞游行,年龄超过20岁(也有时会将年龄标准降低至15、16岁),缴纳15个大所迪(soldidigrasso)的入会费,即可成为一名大兄弟会成员①。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并不是那么容易。首先,兄弟会的人数规模有限制,超额了就无法再加入②。第二,一名平信徒不能同时加入两个不同的大兄弟会(但小兄弟会的成员不受此限制)。第三,平信徒在提出加入兄弟会的申请时,不能有任何不好的名声,因为只要有一名兄弟会成员反对,就申请无法成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很多社会中下层的平民阶层,他们无力缴纳入会费,同时更不能保证每年兄弟会成员必须缴纳的9个小所迪(soldidipiccolo)的慈善捐款以及用于购买游行活动所需的火烛费(luminaria)和用于购买参加兄弟会活动所必须穿着的统一长袍和兄弟会徽章的置装费(cappa)③。因此特别是在大兄弟会,能成为正式成员的主要来自少数社会上层的贵族,社会中间阶层的市民以及第三等级———平民阶层中的上层,即行会成员。整个社会的中下层贫民由于交不起“高额”的入会费,以及无法得到来自不同阶层的兄弟会成员的允许和批准,被完全排除在大兄弟会之外。

　　在1292年“关闭”大议会事件之后,威尼斯贵族阶层正式确立了其封闭的贵族寡头制统治。兄弟会中占人数优势的市民阶层一方面为了维持其在兄弟会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为了保持兄弟会独立于政府和教会控制之外的自治地位,迅速做出反应,限制贵族特权在兄弟会的扩张。他们通过正式程序,修改和补充兄弟会章程,首先,将贵族排除在兄弟会常规成员④之外,并禁止他们参与兄弟会管理职位的选举;然后,限制每一家兄弟会中贵族成员的人数,如圣母玛利亚博爱兄弟会将贵族人数限定在12人,圣马可兄弟会和圣乔瓦尼福音兄弟会的人数限定在50人;除此之外,增加贵族成员批准加入兄弟会的难度,贵族若想加入兄弟会,除了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之外,还必须由30名兄弟会德高望重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超绝对多数同意才能通过。当然,贵族阶层在受到这些限制的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特殊权利,包括在兄弟会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无需遵守兄弟会的某些原则,如参加公开的鞭笞游行等,但条件是支付高额的入会费(20-25杜卡特)和年度慈善捐款(20所迪)⑤。

　　兄弟会对贵族人数和权利的种种限制,特别是将其排除在兄弟会的管理层之外,一方面避免出现贵族内部的党派斗争对兄弟会发展潜在的破坏性,就像在佛罗伦萨曾经发生过的那样⑥。另一方面使兄弟会内部由30-40人组成的管理阶层实际上成为统治兄弟会的小集团。而这一集团的核心是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市民阶层,主要由那些不是贵族出身,但又享有一些较为重要的行政和经济特权的城市市民组成⑦。他们是威尼斯最接近贵族及其日常政治活动的一个阶层。其中的“原住市民”(cittadiniorigi-narii)阶层类似于现在的公务员,垄断了为贵族政府提供从公文起草,档案保管,法令传抄等辅助服务性岗位,为政府各级贵族官员和驻外大使提供各类行政服务。这群有政治管理经验但苦于出身稍低而无法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管理的市民精英,就成为了兄弟会理想的管理者,而他们也借由兄弟会这一渠道成功抒发了参与政治管理的强烈诉求⑧。

　　这群威尼斯兄弟会实际的统治者依据他们多年在威尼斯政府部门耳熏目染的经验,在中世纪晚期成功地借鉴和模仿了威尼斯享有“完美”盛誉的混合式贵族政治体制。兄弟会每年召开三次的全体大会,称为“大会议”(generalchapter)⑨。它的职能类似于贵族政府的大议会,主要为批准新入会成员和选举兄弟会各组织机构官员,有时还包括修正兄弟会章程,审理兄弟会财政开支和其他有关兄弟会和兄弟会成员的条文规定。在“大会议”之上设立的管理机构名为“长台委员会”(banca),它类似于威尼斯贵族政府的元老院,是由多个部门的官员所组成的兄弟会日常行政管理机构。包括一位“大总监”(guard-iangrande),一位文书官(scrivano),一位鞭笞仪式总监(guardiandaMattin),一位牧师(vicario)和12位大区代表(degani)。其中,“大总监”是兄弟会最高领导者,它类似于威尼斯贵族政府和共和国精神象征的总督,是整个兄弟会的公共形象,在任何公开的正式场合可以代表兄弟会发言和做决定。“大总监”任期一年,由投票选举产生,当选者一般为兄弟会内德高望重的资深成员,并有担任过兄弟会其他职位的经验。“大总监”的职责主要为主持“大会议”,发表当选动机,宣读新成员名单,和负责兄弟会的财政事务。文书官任期一年,在每年8月的“大会议”上投票选举产生,他的主要职责为记录兄弟会的财政收支状况,同时负责记录兄弟会成员名单,“大会议”的会议议程,兄弟会的修订章程,以及每年向全体兄弟会成员公布账本和兄弟会的财政收支状况一到两次。鞭笞仪式总监主要负责兄弟会的鞭笞游行仪式,后来也开始负责管理兄弟会游行活动的收支账本。牧师是14世纪初才增设的职位,主要职能为在“大总监”缺席的时期代行“大总监”的各项职责。

　　12位大区代表由威尼斯6个大区的兄弟会成员选举产生①,主要由市民阶层中的年青人担任,他们每两人负责一个大区,主要职责为统计所在大区的成员人数和姓名,以及定期宣读所在区域的成员名单,以起到清点人数的作用。

　　同威尼斯贵族政府的发展趋势类似,大会议虽然拥有兄弟会的最高权力,但在兄弟会的实际管理过程中,“长台委员会”,加上兄弟会内三四十名德高望重的资深成员和所有卸任官员所组成的机构成为兄弟会实际的日常行政组织。到了16世纪,兄弟会的行政组织结构进一步完善,“长台委员会”进一步扩充,从卸任的大区代表中选举12人组成“大区代表委员会”(zonta)也开始参与兄弟会日常事务的管理,由兄弟会选举产生的2-3名左席官(sinici)则负责确保兄弟会做出的决议符合其最高章程,律师(def-fensori)负责处理兄弟会相关的法律事务。不仅如此,兄弟会在这一时期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可以领取薪水的勤杂工岗位(masseri),从兄弟会中非市民阶层中的贫困成员里选举3人,主要负责兄弟会各项日常会议的准备工作,维护维修兄弟会建筑财产,在兄弟会官员出访时充当保镖,以及协助大总监维护兄弟会的基本原则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兄弟会在管理体制上日趋复杂化和专门化。这不仅是兄弟会成员数量增加,组织规模日渐扩大的必然结果,更是满足了兄弟会管理阶层,即城市市民精英阶层的参与社会管理,抒发政治需求的心理。兄弟会组织的这套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也使其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步成为威尼斯社会生活中民众覆盖面最广、社会生活参与度最高的基层社会组织。

　　综上所述,中世纪晚期形成的兄弟会原本是灾难和危机的产物,是西欧城市复兴后为顺应新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基层社会组织。威尼斯的兄弟会也是如此。但威尼斯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得兄弟会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独特的一面,不仅在组织原则上深受威尼斯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还在管理体制方面受到来自贵族政府潜移默化的引导。贵族阶层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退出了兄弟会的管理层,不再直接干预平信徒的日常生活,但兄弟会管理阶层对贵族的无形效仿,使得这一基层社会组织依然与贵族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威尼斯兄弟会在文艺复兴时期规模不断壮大,社会职能日渐增加,逐步成为这一时期贵族政府进行国家管控所倚仗的重要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