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给友人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对于中国历史进程来说，近代史无疑是一场灾难。西方列强凭借坚船锐炮强行打开国门，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原有统治秩序，开启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先声，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也开始在中国广为传布。文学在这场中西文化交汇中亦不能置身其外。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传入，促逼了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变。文学教育作为文学的一种在场方式，开始从传统的“载道”功能中挣脱出来，转而关注现实，面向底层民众，试图通过文学，教育民众，启迪民智，改革社会，从而体现了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当然，一切陈旧、没落的东西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是表征出固守与嬗变的显著特征，近代文学教育观的转变同样是这样。

　　一、固守:传统文学教育的困境

　　近代以来，西方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开启现代文明的进程，然而，晚清政府不但没有紧跟世界潮流适时推进变革，反而逆潮流而动，妄图继续承接传统儒家之道和宋明理学作为立国之基，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以维护岌岌可危的封建秩序。虽当时西方文化通过传教士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但他们拒绝接受这一先进文化。清初杨光先在《不得已》一文中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月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无日。”甚至在雍正年间实行“教禁”。雍正皇帝在召见外来传教士时就说:“朕不需要传教士，……儒教与尔等之教相距甚远。”他们惧怕封建君权受到西方神权观念的冲击而危及他们的统治，仍坚守着以传统儒学和宋明理学作为政治统治思想和文教政策，实行教化政策，维护旧有秩序。

　　与拒绝西方文化相对应的就是进一步推行儒家文治传统。宋朝以来，程朱理学曾作为官方哲学长期占据独尊地位，但到明中叶后，受到王阳明心学挑战，致使心学一度成为显学。到清康熙年间因其尊崇理学，又恢复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这一哲学体系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程朱理学的核心就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并通过思辨的形式论证其存在的合法性和不可侵犯性，这正切合了挽救封建王朝遭遇危亡的心理而受到极力推崇。康熙曾说:“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篡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统治者面对政治危机，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试图回到过去，寻求精神支撑。此时文学的评判标准就是承接“文以载道”传统“返经尊祖”，继续倡导文学的政教、德教的功能观，并以此教化民心，施行纲常，重振政纪。

　　“返经尊祖”的复古倾向成为当时许多封建文人的自觉追求。他们要求回到传统儒学立场上重新整治日益衰败的文学景象，重振文学教育作用，出现了像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魏禧等学者，他们“皆莫不呼吁文人回到古学，尤其是经学的立场上来审视文学的价值、意义和功能，确立文学批评的标准。”因此，文学教育就十分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钱谦益说得更加明确，文章要遵从儒家经典，“《三百篇》，诗之祖也;屈子，继别之宗也;汉、魏、三唐以迨宋、元诸家，继祢之小宗也。六经，文之祖也;左氏、司马氏，继别之宗也;韩、柳、欧阳、苏氏以迨胜国诸家，继祢之小宗也。”(《牧斋初学集·袁祈年字田祖说》)甚至顾炎武在返古的路上走得更远，他说:“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

　　(《顾亭林诗文集·钞书自序》)崇尚复古思潮的还有格调诗派。他们要求论诗必须回到诗歌源头处，才能确立诗歌标准，其实就是重拾诗教传统。薛雪在《一瓢诗话》一开篇就指出:“趋庭之训，首先及诗，而曰:'不学诗，无以言。'则诗之时义大矣哉!夫诗以道性情，感志意，关风教，通鬼神;伦常物理，无不毕具。……昔人已有诗亡之叹，况今日乎!有志者要当自具只眼，溯流而上，必得其渊。”只有回到先秦诗教观念中才能触及诗歌真谛。

　　这种试图返回到儒家典籍和经书中追根寻源，获取儒学真义，加强思想教化，同样受到统治者的肯定。沈德潜在论诗中因注重道德伦理教育，迎合了乾隆的治国方略，就很受器重。他在《说诗晬语》开篇就指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他继承古代诗论传统，注重诗歌教育作用，极力推崇儒家“诗教”，认为“诗之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自陆士衡有缘情绮靡之语，后人奉以为宗，波流滔滔，去而日久矣。选中体制各殊，要惟恐失温柔敦厚之旨。”(《清诗别裁集·凡例》)同样，深受考据学派影响的翁方纲所提出的“肌理说”其根底仍体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教色彩。他指出:

　　“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而他所说的“肌理”就是“义理”，“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为此，他强调诗必须以“肌理”为准则，指出:“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他正是以此为标准认为明代文学的衰败就是因为没有“真才实学”，而清朝诗歌的兴盛是因为依靠经学和学问才出现繁荣的原因。

　　“至我国朝，文治之光，乃全归于经术，是则造物精微之秘，衷诸实际，……斯文元气复还于冲淡渊粹之本然，而后徐徐以经术实之也。”然而终因当时的学风和教风严重脱离现实，缺失了对现实社会的深度关切，没有从实际中找寻到解决清王朝面临危机的根源，而是想回到传统儒学中以获取精神资源挽救其命运，特别是想借助文学的政教、德教传统，加强思想控制，其结果必然是不但不能挽救清朝覆灭的命运，反而加速了灭亡的进程。

　　二、嬗变:近代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

　　在16～17世纪之交的明清之际，就已经出现了西学东渐的势头，但由于封建统治者惧怕西学危及自身统治，到清朝中后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却被阻断。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闭关锁国的大门终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的打开，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华民族的落后以及国家的危机，从而激起他们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振兴国家的热情。此时，西方文学观念开始传入中国，促使文人志士对文学教育功能的新认识。

　　较早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是传教士，也是中国了解西方的重要渠道。他们的传教活动大多围绕针砭中国社会的弊端，试图促进中国推行改革。1895年传教士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求著时新小说启》中提出:“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道。”他强调运用小说来推行国民教育，改变中国封建落后的现状。日本使臣森有礼的《文学兴国策》一书经由传教士林乐知翻译为中文并传播开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本书原是日本使臣森有礼向各国征询兴国之策，译者在这本书的序言二指出:“欲变文学之旧法，以明愚昧之人心，而成富国之国势，此《文学兴国策》之所译也。”指出译该书的目的，而在文中传教士潘林溪回复森有礼的咨询时说:“且苟知文明之人必籍文学以牖其明，即可知通国之人无不当籍文学以牖其明矣。”还认为:“有教化者国必兴，无文学者国必败，斯理昭然也。即如三百年前之西班牙，实为欧洲最富之国，嗣因文学不修，空守其自然之利益，致退处于各国之后而不能振兴。此外各国，亦多有然。”这里的文学泛指文化，但也揭示了文学对启迪民智、振兴国家的重要性。

　　由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文化以及文学观念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文学具有革除旧弊、启迪民众、开启民智的重大作用，这对晚清兴起的借助文学教育推进社会改良的作用不可低估。

　　真正对中国文学观念变革产生影响的则是西方小说在国内的盛行。由于当时西方特别是18世纪以来启蒙文学的兴起，出现了大量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小说成为文学的中心。这些文学作品大多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现实，积极倡导社会改革，体现了强烈的实用取向，甚至在日本还出现了“政治小说”，作家自觉地借助文学以唤醒民众、推进政治变革。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一经接触西方文学，尤其是小说，就意识到文学对民众的巨大教育作用，认为文学能够教育民众、开启民智、促进社会改良。这正切合国内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的愿望，所以，他们对西方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翻译小说的兴起就是这种愿望的最好表达。林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一生翻译了一百七十余种外国文学作品，涉及英法美等多个国家。翻译小说的出现，有利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更便捷地接触西方文学，其中大量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批判社会现实的倾向，它们大多描写底层的社会生活状况，直面广大民众，针砭社会时事，这对中国传统文学中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体裁直接提出挑战，同时也引导中国文学创作的转向，开始关注普通民众、关注社会现实。

　　西方文学观念真正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则是，由梁启超倡导的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等为理论标志的近代资产阶级文学运动。

　　梁启超提倡的文学革命，就是以西方和日本文学艺术为榜样，要求写诗要有“欧洲之意境、语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尤其是进化论的思想为近代文学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要求文学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反对厚古薄今，更反对一味崇尚古人。梁启超说:“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著龟，即并世入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

　　(《饮冰室诗话》)他表达了文学要面向现实，适应社会发展推进文学的改革。